下矿是件苦差事。
如果不是家里穷得过不下去，寻常人家是不会去下矿的。下矿，光从名字上听就知道，想要挖矿，就要下到地底下。地下的矿穴空气稀薄，矿工们只能靠着一盏小小的油灯弄来一点光亮。挖矿烟尘大，在挖矿的人当中总能听到低低的咳嗽声。把头将他们带来的时候会发一个棉布的口罩用来防尘，可是谁舍得用那么好的口罩呢？他们会自己用粗布缝一个戴，但大多数矿工都不会戴的。矿井里面本来就呼吸困难，戴上口罩更喘不上气了，到时候憋死了都不知道。
如果说下矿有什么让人称道的，那就是工资了。每日的工资能有两元！这对于没见过矿井的人家来说，就是买命的钱！是生活已经走投无路，即将要沦落到卖儿卖女前的最后一根稻草。无数平凡的劳工都是听了把头的话，拖家带口来到各地的矿场，为的就是这笔能救急的快钱。哪怕矿井每一日都要有人死，每一日都有塌方，有爆炸，有跑车，有冒顶……可只要有那每日的两元钱，这些矿工便有能活下去的指望。
可是现在，鹤立岗的矿主却连这点指望都不留给矿工。从今年的过年回来到现在，整十个月矿主都没有给矿工们发过酬劳。只要一问工资，他们便一拖三五六。绝望的工人们将矿主围在了他自己的办公室里，向他追讨工资。可那无耻的矿主说什么？他像块儿滚刀肉一样假笑着摊手，把那套说了半年的托词抛出来：
“你们管我要钱，我又怎么有呢？钱都在哈勒锦总部呢——那里不发钱给我，我又哪来的钱发给你们！要钱？那就去总经理部要去！”
于是矿工们便来到了哈勒锦。在这群难民一样的人出现在道外的客栈之前，谁都没有想过他们真的到这里。他们在被黄泥和白雪覆盖的官路上走了一千多里，像是一队沉默的蚂蚁。这支近千人的队伍当中有男有女，他们不少人衣衫褴褛，黝黑的皮肤被冻得发红。支撑他们前行的是一腔愤怒和家人夜里饥饿的呻吟。
“他们是打算罢工？”王安东问道。
罢工这件事儿，对于所有人来说都不陌生。过去的半年里，哈勒锦几乎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工人罢工。四月份的时候邮政的人大罢工，通信很是乱了一阵子，不过无论是天家人还是王家兄弟都没有寄信的事务，所以也没什么影响。但前些日子铁路局的工人也组织了罢工抵制正常工时外强制学习日语的事儿，王安东也跟着去了。好在现在学日语的事情在工人们的抵制下不了了之了，不然他现在也不能这样优哉游哉地在天家吃烤地瓜。
“说是打算围了总公司讨个说法。”王昌顺摇了摇头，“他们是有不少人，听说除了鹤立岗的工人以外，还有两千多个海克路的土木工人也来了。”
天衡抓住了王昌顺话里的钩子：“不过怎么样？”
“他们连个工会都没有，之前也没什么斗争经验。”王昌顺说道。
这场预感要声势浩大地罢工，似乎被蒙上了一层灰暗的阴影。罢工这件事儿往往不会完全成功的，工人对上资本家——这个词儿也是王昌顺常说的，就和工会、斗争一样——总是弱势的。如果没有工会牵头，很多罢工都像是往龙江里投石子，能溅起水花但却改变不了什么。但本地的斗争总是要好做一些，许多工人互相之间都有着联系，也有本地的根基。哪怕一次失败了，也不至于落到穷途末路去。可外地来罢工抗议的工人却没有那么好运，他们每一天都要因为吃喝拉撒有所消耗，更别提现在天气一天一天的变冷了。
“好些都只穿了单衣就来了，我一问才知道，他们的棉衣都在夏天的时候当掉应急了。原本是打算秋天再赎回来，可是工资到现在也没发下来。”王昌顺叹道，“他们当中不少人家里已经断粮了，秋天的时候至少还能到外面揪点野菜吃，这马上要到三九寒天了，再拿不到钱，日子就要捱不下去了。”
只是听一听他们的日子，就已经苦得不行了。一时间没有人再说话，天衡有些黯然，连手中的烤红薯都变得那么诱人了。
“哥，咱们把这两个红薯拿给他们吧？”天赐贴着他小声地说道。
天衡眼睛一下子就亮了，他恳求地望向王桂芳：“娘？”
“咱们慈宝心眼儿好使儿，”王桂芳赞许地看着两个孩子，“两个也不够那么多人分的。儿子，你去问问刘伯伯，咱们自己带红薯和炭让他烤怎么收钱。昌顺兄弟，客栈里来的工人有多少人？”
“来福、八方客、同济、老山东都住满了，应该有六七百人。土木工人不住在这边，我等下再去打听。”王昌顺说道，“嫂子，送红薯的事儿不用你操心了，哥几个这段时间有点余钱，我们几个兄弟买了就行。嫂子你还得给衡小子和小慈宝攒钱呢。”
“这一袋儿先拿着，算我们的心意。”王桂芳还是坚持把屋里的半袋子红薯拿出去，“不然我们心里也不好受。”
最终天衡和天赐还是兴高采烈地抱着半袋子红薯和一小拢洋元煤去找烤红薯的刘伯伯。王昌顺他们仨则是去粮油店买红薯，人少了搬不回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