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枪支管理比较松懈，基层更乱更滥，有办法的乡镇干部似乎都有正经的枪弹。那时，军警宪特之外的公家人拥有枪支弹药，是身份的象征，是装逼的硬件。
老王是乡镇派出所所长，配枪天经地义。他有两把手枪，一把新的，平时别在腰上；那把旧的，放在家里大衣柜中。平平静静许多年，直到儿子小王从部队复员归来。
老王家是一头沉家庭，老王是公家人，老婆孩子的户口在农村老家。按照当时的规则和潜规则，农村户籍的复员军人，有关系有门路的，国家给安排工作。公检法，国营企业，基层党政机关，工商税务，经常接收复转军人就业。小王想去公安局，老王上下其手运作出了一些眉目，再等些时间、做些工作兴许就成了。那时基层警力紧张，老王安排小王先去联防队锻炼、过渡一段。
那时，枪支管理松散，军装、警服管理更无序。联防队员不是警察，身份、地位差了一大截。越是这样，一帮小年轻越是要把自己装扮得酷似警察，一水儿的警服、大檐帽，还弄些器械装点门面：有人弄副手铐、弄根警棍拎手上，小王则把老王那把旧枪别上了腰。
不久，出事了。
那时也扫黄，派出所抓了位失足女青年，联防队安排小王夜里值班看守。
夜半，小王起了色心，硬把人家上了。小王认为人家是一点红唇万人尝的公众人物，上了也就上了，不想该女第二天到县局就报了案。
警察在派出所强暴嫌疑人，不得了哇，县局马上做笔录。
该女陈述被侵经过时，说对方裤腰带上有枪。办案警察语文能力不强，本想记录为“带枪强奸”，错写成了“待枪强奸”。另有版本说，办理此案的民警跟老王不对付，故意把“带枪”写成“持枪”。后来形势变化，解释说是字体潦草造成的偏差。
当时正严打，上级急着要典型，舆论急着要典型。小王这事儿，成了从重从快的典型。公诉到法院，法官看案卷说“持枪强奸在押女犯”，绝对绝的罪大恶极，符合从重从快要求，小王一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老王是派出所所长，老婆在村上是干部，老两口自认为是体面人。儿子强暴妓女被抓，两人羞愧、生气，但不认为是多大的事儿，说，让政府教育教育他，我们还省心呢。一审下来，一家全草鸡了。老王在政法界混了半辈子，认识几个人，可也没有能力对抗无产阶级专政，更左右不了法律和形势。
那时，死刑的复核权在省里，一审、二审间隔很短，小王随时会被押赴刑场。
眼看小王大限将至，乡武装部部长跟老王有些交情，出主意说，你别没头苍蝇样儿瞎嗡嗡了，我看这事儿得让部队出面说话。
老王说，人复员一年多了，跟部队还有啥关系？
乡武装部部长说，我看小王本不是坏孩子，在部队还入了党。他刚复员，出了现在的事儿，得让部队知道。这事呢，家属出面不好，应请县武装部以组织名义给部队说。
管下的复员军人眼看要被放西瓜炮，县武装部总归脸上无光。老王找去一哀求，县武装部管事的训了老王一顿，马上给小王的老部队打了电话，如实报告了情况。
部队挺负责任，很快来了两位干部。
两人在看守所会见了小王，调阅了案卷，又见了受害人。只摸情况不表态，几天后要走时啥也不多说，对哭哭啼啼的老王两口子说，我们回去给领导汇报，你们要相信法律相信组织。
老王在公检法有些熟人，有人给他报信儿，全是二审马上要开庭、二审很可能维持原判之类的坏消息。两口子急得挠墙，骂小王作死，骂卖骚女小题大做，也埋怨部队来客没有起作用。
其实，冤枉了部队。
部队办事讲程序讲规矩，两位干部回去如此这般汇报后，部队以组织名义给地方法院、检察院发了公函，就小王的案件提出几点异议：
一是小王作案时，身上虽带有枪支，但是从头至尾并没有拿枪威胁受害人，枪没有从套子里拔出来，何来持枪作案？顶多算是携带枪支作案。
二是小王是联防队队员，编制、工资关系全不在公安系统，根本不是民警，何来人民警察强奸在押女犯？
还有别的不同看法，总之认为就是一起普通的强奸案，依法判决就对了，不应加重刑罚。
因为是部队出面，地方公检法很重视，重新调查一番，二审就改判了。小王保住了命，按强奸罪被判了五年还是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