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在知道浙江之前我倒是先听说了台州——一个属于浙江的地级市，我的几位叔叔都在那里打工，一呆就是上十年。大学毕业后，我在毗邻台州的温州谋得了一份教书的差事，与此同时，经过叔叔的介绍，父母在台州也找到了一份事干。他们租房子住，于是，这个连一张桌子也没有的简陋小屋便成了我向往的 “家”，只要学校里有稍微长一点的假期，我就会从温州赶到台州——就像高中时的月假，我从喧闹的县城往大山深处的家里赶一样，仅仅为的是感受一家人在一起时那份其乐融融的温馨。
又是一个五一，我又跑到了父母那里，刚好那天他们也休息，不冷不热的天气，难得的假期，我向父亲提议去游山玩水，顺便也开开眼界、长长见识。摊开台州地图满纸搜寻着景点，可要么路途太远，要么门票太贵——这两点都不是我所能承受的，我只好作罢，嘘叹不已，最后还是父亲出了一个主意：“我带你去江边玩吧，七号码头。”
我明白父亲所说的地方，那是椒江边上的一个渡口，父亲曾在那里摆过地摊、补过皮鞋。那时候我上了高中，家里的负担一天重比一天，父亲也不得不抛却“不出门是福”的信条而背井离乡闯荡着，他来的地方就是台州，三叔在这里开车，能有个依靠。走的时候，父亲带上了他那一架补鞋的机子，城市里的人多，总会有鞋补的——补匠这个职业是祖上传下来的，爷爷是个补郎，太爷爷也是个补郎。
我接受了父亲的这一建议，和他骑着自行车顺着椒江区的“江滨大道”往七号码头方向并排驶去，滨江大道的两旁都是一块一块的工业园区，里面是一家一家的企业，有制药的、有化工的、有汽配的……当然，这都是从那些厂名中看出来的。
“这是现在，那个时候这里哪有这么多的厂，这个地方那时还是山呢，”在经过一家制药集团的门前，父亲指着一排白色的厂房对我说。
“你还没忘记哟？”我向父亲问道。
“哈哈，走上走下，一天好几趟，忘不了的。”
父亲说他那时候就住在这附近，每天清晨，背着补鞋的机子、带着一张小凳子、提着一壶水，迎着江边的朝阳走到七号码头就开始了一天的营生。我没有问父亲这之间到底有多远，因为我知道我很难理解父亲所使用的“公里”的概念，我们这一代人还是习惯用时间来计算距离，到了七号码头后，我才知道，这之间的距离恰好是一个小时的自行车程。
七号码头是椒江边上颇有历史的一个集散地，很多船只便是从这里出江上海，这儿总是那么喧闹，江水滚滚、江风声声、鱼腥阵阵，岸边，停着许多很高很高的渔船，船舱上面的桅杆上挂满了晾晒的湿棉袄，这些都是船上捕鱼人穿的，看着这些又厚又湿、又脏又破的棉袄，我想起了五叔，每年把农忙忙后，他就到这里的船上干上几个月。
“我们差点到了朝鲜呢！”小时候，每次听到五叔谈及此事，我总是羡慕不已，“到了朝鲜，那不是出国了么？”我爱这样追问着。
今天看到这些高大的船只，滚滚的江水，再想起五叔的那句话，我忽地心惊肉跳了起来，顷刻间，黑暗、深渊、广阔、恐怖、狂风、骇浪、摇晃、灾难、晕眩、孤寂、渺小等词都一齐向我涌来，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不敢再看江一眼了，只是默默地转过身去。
转过身来就是江滨公园，花团锦簇、绿树成荫、人流如织，公园里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广场，卖小吃的小摊小贩在那里吆喝着。
“我就是坐在那里补鞋的，”指着广场靠近“海门轮渡”的一角，父亲对我说。
“情况如何？”
“哎！”父亲叹了一口气，“钱难挣呀，守了整两天，才挣七块钱，”说完这句，父亲再次叹了一口气，旋又陷入了沉思，他也许是在回忆七年前的事情。
我也没有说话，但眼前却闪出了一幅幅的场景：炎炎的烈日下，一个脱发的男人，坐在广场的一角，用怯生生的眼光，看着这来来往往的人群，他紧紧地盯着他们的脚下，希望能看到一两笔生意，却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城市里的人多是真的，但他们的鞋子很少有破的，他们都是时髦的凉拖、锃亮的皮鞋、名牌的运动鞋；江堤上的太阳又上了几层台阶，他想到了家里的老母亲，这时候她肯定又在张罗着午饭，他拿出那装可乐的大塑料瓶子，旋开瓶盖，猛喝了几口水，直到“饱”了为止；一整个下午他仍在那里守侯着，这其中有一位颤巍巍的老大娘送过一双鞋来；太阳落山了，城市里的夜生活行将开始，广场上的人也少了许多，他确信今天再也没人来了；盖上瓶盖，收起凳子，背起机子，他踯躅地往回走着；这条路上很少有行人，净是些拉细沙拉石子拉水泥拉钢筋的大货车在跑来跑去，他的弟弟就是开这种车的；他默默地走在路上，心里在想着什么，身边疾驰而过的大货车猛地一按喇叭倒把他吓了一跳，汽车带起的灰尘一层一层地盖在他的脸上，他腾不出手来拭掉它们，他也懒得去理会它们，只是任凭汗水把它们洗涮下去；落日的余晖下，他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