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离战争爆发已经过去了4月有余。开战之前，日本国内存在西进派和南进派的争议，中国政府内部同样存在抗日派和亲日派的争议。
以总统汪季新、陈公傅、高宗武为首的亲日派国民政府高官不认为中国在30年代有能力击败日本，并对日本帝国宣传的大东亚政策抱有幻想，主张与日本结盟对抗英美。即使中日战争爆发后，亲日派仍旧主张通过外国调停和出让少量主权换取发展的时间，并引诱日本入侵欧美国家。
但在营口事变爆发后，国内的反日情绪一时间一发不可收拾，倒逼国民政府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国民政府随即发布总动员令，当然国府和总动员和人工业国的总动员显然不是一个水准的，对全国人力和资源的调动都远未能达到极限。
好在初期交战，国军参谋本部押对了战场位置，提前将精锐国军部署在平津和东北。这些国军受到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灌输，又有保家卫国的爱国热情，作战意志相当高涨，完全不输受到国立神道教和武士道意识形态灌输的日军。
由于战场、战线的狭窄和双方补给能力的低下，战局已经变成了一战式的拉锯战，人力和武器弹药不断被投送到战场上用于消耗，辽中辽南和平津东部地区的大地上布满了战壕和烧焦的尸体。
中方人士在国际社会上广泛呼吁，声讨日本在中国犯下的屡屡罪行，由于大量相关资料和报道的传播，日本的国际社会上的声誉已经显著下跌。不过欧洲列强各国出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反而希望中日两国的国力会在这场搏斗中大大消耗，以便提前预防东亚黄种人国家挑战欧洲白人列强，因此仅仅是象征性地提高了部分战略资源的对日出口关税。美方在听闻日本对华宣战后，对中国表示支持和同情，并在1938年初通过了对日道义禁运和提高部分战略资源关税的决议，道义禁运也就是口头上禁运实际上不禁运，同年日本从美国进口的物资数目大幅增长。
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是，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对对方宣战，这无非是为了规避美国的中立法案，方便在战时从美国进口物资。
虽然在国际上面临的压力比想象中的更少，但在中国战场上取得的成果是在远低于预期。截止1937年末，日军已经伤亡了超过19万士兵，这些士兵中大部分还是常设师团成员，也就是训练更加精良的老鬼子，而在正面战场上未能达成任何一项战略目标，以战养战一说更是天方夜谭。据日本财相预计，如果再按照这样的效率僵持下去，从1938年开始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就会走下坡路，此后还会一直下降。同时由于日本背负的大量债务和战时筹债的困难，日本的财政可能也会面临严重危机。
在这样完全看不到头的消耗战下，近卫文麿已经派出代表对国民政府给出了谈判条件，要求国民政府承认日本在东北、上海、平津等地的诸多特权甚至是驻军权，换取中国停止对华作战。
面对日方过于严苛的要求，哪怕汪季新有意出让部分主权换取和平，国内汹涌的民意也不可能答应，因此战争毫无悬念地被拖到了1938年。
38年的1月仍然是冬季，不适合发起大规模作战，春季的东北是泥泞地形，对双方的补给都会造成负面影响。
日军认为中方之所以在辽宁战场上的补给能力强于日方，是因为中方在辽宁后防设置了大量补给点，又雇佣了大量战场背后的东北民夫通过推车和骡马运输物资。相反日军招募不到大量民夫，同时补给需要从朝鲜和本土运送到辽南港口后再用骡马运输给前线，由于辽南那几个港口时不时受到国军空军的夜间轰炸，运输效率受损严重，因而日军不得不苦恼于补给不足的问题，无法将陆军充分的投入至战场。
而一旦春季泥泞地形生效，国军大量依靠民夫支持的补给就会严重下跌，从而显著降低在前线投入过多部队的国军的影响力。此时日军只需要集中力量，按照事先计划好的方案对国军发起辽南辽中决战，就可以突破国军的防线，逼迫国军前线部队大幅度的后撤乃至于溃退，届时夺取辽宁便也不在话下了。
于是在1938年2月，日军对锦州发起了登陆作战，以迷惑国军，让国军误判日军将要在锦州寻求突破。锦州是重要的交通节点，一旦被日军控制，东北的孤岛化程度就会进一步增加。好在这年代压根没有锦州港，附近唯一的港口锦州西海口已经被国军提前摧毁了，日均只能够在舰炮的掩护下进行抢滩登陆。
在大量驻留国军和国军持续增援的反击下，陆军登陆的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师团很快就被推回，双方在日军锦州沿海进行拉锯式的交火，由于日军难以取得补给，败退只是时间问题。
但这一次抢滩登陆确实分散了国军的兵力，成功将原本驻守于辽中预备支援营口前线的国军预备队一个军吸引至锦州前线。
日军随即在辽南辽中发起全线攻势，集中兵力和武器弹药寻求一点突破，日军已经提前秘密增兵，从海上和朝鲜调来军队，辽宁前线日本陆军数量已达4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