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过的屈辱，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复仇的火焰一直都在熊熊燃烧。她开始策划如何为养母申冤、为自己报仇雪恨。要想办法夺回养母留下的房产，让罪大恶极的王厚义受到法律的制裁。她买了好多法律书籍在家里自学，花钱报名参加《民主与法制》刊授学习。接着，夜以继日地写控告信，寄往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寄往全国各地的报社、杂志社、广播电台、电视台和妇联，强烈要求维护老人、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要求惩办王厚义这个人渣。每一封控告信都火药味十足，随处可见“杀人犯”“□□罪”“重婚犯”“绳之以法”“坐牢枪毙”这样的字眼。
与此同时，她还着手打官司的准备。多次写信征求冯婷婷和汤正源的意见，还和老马一起到保定市法律顾问处咨询。
律师们认为：王厚义虐待老人的情节比较严重，特别是发现白氏喝农药之后，找借口放弃抢救，属于故意不作为，涉嫌间接故意杀人。如果他受到刑事处罚，就有可能丧失对死者遗产的继承权。
白素珍于是决定聘请律师打官司。
“要请律师的话，你最好去孝天本地请。这样办案方便一些。取证呀，出庭呀，与法院沟通呀，都比较容易，也可以节省不少费用。”法律顾问处的工作人员提出这样的建议。
她又问打这场官司得花多少钱。
别人微笑着预估了一个数目。
白素珍听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表面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心里却凉了半截儿。
“铁定可以赢的官司，为什么还要收这么多钱？”白素珍感觉律师行业太黑了，决定自己去打这场官司。
根据律师的意见，结合掌握的法律知识，这个小学文化程度的女人，开始撰写起诉状。草稿完成之后，她就交给丈夫老马誊抄，用挂号信邮寄出去。
遗憾的是，这些起诉状全都如泥牛入海，没有回音。
白素珍非常失望，也非常气愤。她认为，司法机构的官僚作风太来重了，反映出中国法制建设不健全。越是这样，她越不信邪，越想打赢这场官司。并誓言，要用实际行动为中国法制宣传和法律普及工作作贡献。
她决定春节期间回湖北，向孝天市人民法院送起诉状，开启她的告状之旅。担心春节假期不够，她又找单位领导请假。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以及满腔怒火和伤心泪水的感染，一路过关斩将，终于在岁末年初获批一个月的假期。
老马劝白素珍过完年再回湖北，她没答应，说要趁热打铁，抓紧时间。
腊月二十七，当出门在外的人都赶着回家过年的时候，白素珍却带着小女儿马颖从保定家里出发，乘火车来到武汉。母女俩在冯婷婷家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她又留下马颖，一个人前往孝天城，从孝天城坐长途汽车到王李村。她又不敢贸然住进养母留下的房子，而是先来到了村支书家里，让村支书的大儿子去通知加根。
此时，王加根也来到了村支书家里，看见母亲正在和村支书的老婆聊天。和上次相比，母亲明显瘦了。
见到儿子，白素珍挑衅地问：“你没想到吧？”
王加根没有应声。
“我准备住在书记家里。”白素珍说。
村支书夫妻俩却叫加根接妈妈回家过年。
“回去吧。”加根对母亲说。
“你先坐下。我让马红给奶奶画了一张像，你看画得像不像。”白素珍在装满文件材料的提包里翻找起来。
像是根据奶奶生前的照片画的，哭丧着脸，瘦骨嶙峋的样子。画像一侧写着“宪法显灵”四个字，另一侧写着“善恶应报”四个字。
“奶奶生前总是讲，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现在她不明不白地死了，就应该让恶人受到惩罚。你说这几个字该不该这样写？”白素珍逼问儿子。
加根没有回答，叫母亲回家后不要闹。
“不闹是不可能的！”白素珍态度鲜明地告诉他，“你难道不知道仇人相见是怎样一种情形？”
加根感到非常为难。
村支书夫妇这时都来劝白素珍，说正值大年三十，乡下人图个吉利，最好别吵别闹。更何况，加根开年后还要结婚。
思忖良久，白素珍才答应，只要王厚义不打不骂，她就不吵不闹。她同时向村支书提出请求，要保障她的生命安全。
领母亲回家的路上，王加根的心情很不平静。
不知为什么，他怕见到村里的父老乡亲。
快到家门口时，早已在屋侧边茅房里观望的王厚义走了出来，拦在白素珍的前面：“哪里去？哪里去？干什么？”
加根急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没有向父亲解释，讲好了不闹的，只是低垂着头，强行往家里走。
白素珍石像一般立在屋侧边，紧闭着嘴唇，高傲地昂起头，指望儿子为她打开通路。
加根认为父亲出尔反尔，做得有些过分，耐心地向他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