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前，我还是D市二中的一名普通高二学生。
我引以为傲的家乡D市 ，在中国连二线城市都排不上，只能在三线城市名列前茅。
我有一个普通的家庭，一个普通的父母，一个普通的普通的户口，一切普普通通。
父亲晨世楷是一名小学老师，我从幼儿园到初中的学业都是他亲自辅导。
高中那年，他拿着化学书和英语书左右翻来翻去，推着那厚厚的老花镜看了半天，叹了口气说：“知识落后了，完全不懂了。”
从那以后，我的免费辅导从此结束。
我父亲的愿望是我能好好学习，至少以后他孙子的学业，我要能辅导到大学，才算一代更比一代强。
母亲李青是一位服装厂的质检员，每月的微薄工资是我们全家的生活费。
我是左右邻居眼里的乖乖女，上学从不迟到早退，听父母的话，一切的生活按部就班，从不凌乱。
我们家在外人看来，那就闪着五星红光的模范家庭。
在一个千篇一律的一天，我们班来了一个插班生，落小咪，一个被富人收养的女孩。
老师把她分配给我当同桌，她异于常人的思想观将我的乖乖女成长历程搅地天翻地覆。
高三那年填志愿，我偷偷背着父母的意愿在第一志愿前填了千里之外的北艺大。
当然，这些大胆忤逆父母的事，必有大波在后推波助澜。
父亲在得知我的志愿竟然是他眼中不伦不类的艺校时，气地第一次在我面前摔了眼镜。
母亲更是担忧得吃不饭，我以为一切已经不可逆转。
没想到命运无常，第三天的清晨，我那远嫁香港的姑姑回来了。
她听说我报了艺校，不但没有责骂我，更是替我做起了父母的工作。
那日，她在我家关着门和父母聊了一下午，我坐在院子里的小破凳子上，数清了那颗比我年纪还大的黄果兰树的叶子，送了三十多只蚂蚁回家。
日落西山后，父母同意我去上艺大。
当时我和大波兴奋异常的，从千里迢迢外的D市坐火车到北艺大时，对未来的一切都充满憧憬。
大波和我在选专业时，形成了明显的分歧，她想学绘画，我想学舞蹈，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我们虽在一个学校，却不在一个系。
那时，学校组织联谊，学生自己组织的协会枚不胜举，我和大波难得一同选了汉服社。
穿上那些漂亮的汉服成了多少女孩子的梦想，仿佛只有穿过汉服才能证明我们骨子里的血脉。
汉服社里的女生有不少还报了啦啦队，我和大波也被她们拉去凑人数。
在啦啦队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薛洋，他的身份还是高大帅气的篮球队长。
他在球场上的每一次挥汗淋漓，便引来女学生们的热烈追逐痴狂。
大波还特意用几块红烧肉打听来：薛洋，富二代，性情高傲，没有女朋友，大我们一届的表演系学生，北艺大的校草！
那男同学将几块红烧肉塞进嘴里，满嘴流油还不甘心说：“薛洋就是北艺大，女生的梦中情人，男生的克星！”
要知道，北艺大本就是个看脸看身材的地方，他还能混出个校草，先天条件绝对是极品。
少女时期的心性总是很奇妙，看他顺眼，然后就会喜欢，喜欢一个人，就会时不时出现在他的身边。
但我都只是远远的看着，毕竟我父母的教育方式还比较保守。
主动追男生，宁可不要！
大波却毫不顾忌旁人的感受，总是在薛洋比赛时，用唱青藏高原的嗓音喊：薛洋我爱你，薛洋加油！
我总是红着脸在她的身边，拉着她的衣角，让她小心周围万千飞来的妒忌目光。
可大波不在乎，她说做人本就要敢爱敢恨，一辈子瞻前顾后的，活得窝囊。
我呛了一鼻子灰，此后从不和她讨论薛洋这个人，也不去看薛洋打球。
一个星期后，缺根筋的大波终于后知后觉发现我不去找她，她直接冲到我的宿舍，将我从被窝里捞出来，拉到篮球场。
那时已经是腊月了，我像qq里的那只企鹅一样，用围脖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而大波还穿着夏天穿的凉拖鞋。
北艺大的篮球场是露天的，不知何时下了一场雪，纷纷扬扬的大学将北艺大装点得银装素裹。
篮球场上几厘米厚的积雪将她穿着拖鞋的脚丫掩盖章，在我们身后留下一串雪洞。她吐着白气严肃地问我：“晨悠，你是不是喜欢薛洋？”
我点点头。
“喜欢就去追啊，遮遮掩掩的算什么？”
我吸了吸鼻子，笑着问她“：你那么喜欢他，你怎么不去追？”
大波看着我笑了，捶了我肩一拳头：“晨悠，这可是你说的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