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俄国“十月革命”的“外国人”！
在俄国“十月革命”期间，参加俄国“十月革命”的人当中也有中国人！
“首先，我们确定一下俄国革命中，参加红军的中国人数量，当前我国史学界普遍认为是15-20万人之间。
十月革命爆发以后，旅俄华工参加红军的人数无法确切统计。据对旅俄华工问题做过专门研究的学者李永昌推测，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直接拿起武器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旅俄华工总数至少当在15-20万人之间。
总的来说，旅俄华工参加红军的人数非常多，常常是一个几千人的伐木场或矿山几乎一个不剩地全部参加红军，再加上参加游击队的华工，虽然我们无法确定具体数字，但旅俄华工参加红军的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和影响之深远是毋庸置疑的。”
——《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李永昌，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97页。
“至1920年秋，（红军）共组建88个步兵师、29个骑兵师、61个空军支队及一些炮兵和装甲兵部队，总兵力五百余万。……内战结束后，国家转入和平建设时期。为适应经济建设需要，红军大批复员。1924～1925年，以MV.伏龙芝为首的特别委员会组织实施军事改革。通过改革，苏联采用了正规军与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保留并建立了一支50余万人的精干红军。”
——出自《苏联武装力量建设史》
而在随后的日子里，随着大规模裁军（550万-56万），绝大部分中国人红军战士陆续退伍。退伍之后，许多中国人都回国了，他们有的是去参加革命，也有的选择了平淡的生活。到1938年苏联肃反扩大化时期之前，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回国了。
“1937年1月进行的苏联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苏华人的数量为38527人。”
——《旅俄华人研究》，第92页。
留下来的那部分中国人里，不少都被卷入了肃反扩大化运动。
“其中大部分被迁移或遣返，1938年8月4日至17日，前后两批华侨总计男女老幼19600余人从苏联境内进入国门。”
——《伊犁文史资料》
就比如我接下来举的一个例子：
1915年，20岁的中国平民张川林，因家贫如洗，应征到俄国做苦工。
张川林来到乌克兰哈尔科夫附近的一家煤矿当矿工。
1917年冬的一天，矿上来了一个俄国人。他用通俗易懂的俄语，深入浅出地对中国矿工进行宣传，他说天下工人是一家。
此人原来是布尔什维克党员，他动员工人参加布尔什维克，帮助俄国工人推翻克伦斯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为劳动人民争取自由民主，大家一起过好日子。那时，大多数华工不懂俄语。
但年轻的张川林机灵，记性好，不但听得懂，还能说几句。他觉得这人说得有道理，第一个报名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并且动员同胞参加。在他的鼓动下，几乎全体工人都打起包裹跟着布尔什维克走了。他们被编入红十三军四十二师第一旅第三连，最年轻的张川林被推举为连长。从此，张川林就带着这一百几十名兄弟，在乌克兰境内辗转作战整整4年。
不久，张川林连队开到波尔巴斯和敌人遭遇了。张川林骑着一匹大白马，在战场上指挥自己的连队。他伏在马身上，抱着马脖子，在枪林弹雨中冲杀，突然，他感到一阵热气通过背部，接着身体失去平衡，一下子栽下马，可一只脚还绊在马镫上，幸亏大白马发觉背上的人遭遇不幸，慢慢地停了下来，还不断地望着主人。张川林知道枪弹穿过后背了，这时敌人从背后追来了，他掏出手枪对准自己前额准备自杀成仁，忽然又想咳嗽一下试一试，他咳嗽了几声，结果没有感到内脏的疼痛，断定自己还有救，立刻收起手枪，勉强使尽力气爬上马背，飞奔回团部。
到团部时，鲜血竟流了一靴子。团长急派人送他上救护车。张川林不忘叮嘱团长保留和饲养大白马，到归队时再交给他。经过检查，才知道子弹穿进了张川林的肩胛骨，子弹镶嵌在右肩骨头罅隙里。
那时医疗条件差，医生只能医好他背上的伤，子弹却无法取出。张川林的右臂像灌了铅一般沉重，疼痛难忍，他急着回前线。一天，他实在受不了了，遂咬紧牙齿，用左手使劲揉搓伤口，摸到子弹后，用尽全身力气向外一挤，子弹就和脓血烂肉一起冒了出来。张川林满头布满黄豆般大的汗珠，差点昏死过去。伤员立刻喊来护士，护士含泪给他伤口里塞入一包药布。
张川林归队后不久，十三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步步后撤，一直退到杰巴尔茨沃。一天，侦察兵突然报告他:前面发现了一支敌人骑兵，眼看就杀来了。张川林远远望去，只见约有2000多个哥萨克骑兵漫山遍野地冲杀而来。张川林见情形紧急，就根据骑兵特点，命令战士们迅速在山头布置好机枪，然后叫整个连队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