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的制度腐败化到腐败制度化（一）（2 / 2）

，并非针对显规则的关税，而是针对关税之外的各种潜规则的额外勒索。

从康熙开始，直到道光，历任皇帝都有不少批示，强调关税的征收并不是看中经济收入，而要注重“嘉惠远人”的政治效应，“天朝嘉惠海隅，并不以区区商税为重，务随时查看情形，固不可于国体有妨”(《粤海关志》)，并期望通过关税的杠杆作用，将外商的活动范围控制在4个通商口岸之中，以堵绝外夷对天朝进行任何和平的演变。

即便不愿承认，海关、尤其是广州海关带来的巨大利益，对皇家来说依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美国学者Frederic 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