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银行的三百多大洋置办了三千多面旗帜以及横幅。
即杜威认同“知难行易”。
孙先生深以为意：“我有同样的感慨，知难行易，知难行易啊！现在的中国，就是找不到一条康庄大道，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
其实在普通人看来，确实是“知易行难”，因为你总能找到成功者指引的路。
两人抵达北京时，正好就是五月四日。
不过在使馆区毫无疑问又被挡住。
“我来到中国的时间并不久，但我发现传统中国文化下的普通人，似乎对国家问题十分冷漠。
而章宗祥比较胖，而且正好有人认出了他，拉过来就被一顿胖揍。
李谕说：“中国的古训长久以来是‘知易行难’，因为学问大体固定，只是有些人不愿采取行动。虽然某种程度上说，知易行难没有错，但问题是国人缺少了‘知难行易’的观点，我认为二者都应该有。”
杜威的这番话还是很真诚的。
李谕和杜威讲的，肯定会发在报纸上，让众多学生看到，算是比较合时宜。
次日，孙先生知道杜威来后，也登门造访。
李谕几人来到蔡元培跟前，简单介绍了杜威后，蔡元培扶了扶眼镜说：“实在不好意思，今天安排的演讲恐怕讲不成了。”
《晨报》发文后，邵飘萍立马于5月3日在北大举行了一场报告，汇报了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失败。
孙先生点头道：“杜威先生是说，中国的教育家应一方面实地研究本国本地的社会需要，一方面用西洋的教育学说作为参考，方可以造出一种中国现代的新教育。”
孙先生说：“关于您的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有个非常著名的学者，提到了‘知行合一’的观点，影响了众多中国的读书人。想做到知行合一绝非易事，所以后来产生了两种观点，知易行难与知难行易。”
“万万不可感情用事，需要有目的、有方法、有决心，那样才能志之所在，往而必达。否则就是五分钟热血，就算可以痛快一时，也会像火药爆发，转瞬即灭；又如水汽蒸发，立即消散。
傅斯年见事已至此，从怀中拿出一本记满学生代表名字的笔记本，丢进了火海中，然后离去。
着火警察就必须管了，但大部分学生都散去，只抓住了几十个学生。
胡适与杜威看得几乎呆住，李谕拍拍他们两人：“该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