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人殉，可不是一件好差事。
至少在心理上说，是这样的。
毕竟现在都是文明社会了，一提起人殉，想起的都是“野蛮”“愚昧”“残忍”之类的词。
为什么商朝，普遍在大众印象中，感觉和其他的华夏朝代割裂感非常强。
就是因为现代华夏文明的一切是非观、道德观、文化观等等，都是宗周塑造的。
而在宗周之前的商，行事完全是一个和周代之后的华夏文明，一点都不同的时代。
商人没事就殉葬，心情好了杀个人昭告下祖先，心情不好了杀个小贵族缓解缓解心情。
要打战了，杀一批奴隶给祖先，希望祖先能庇佑胜利。
战胜了，俘获了很多敌对部族的奴隶，要杀一批送给祖先，感谢祖先庇佑。
战败了，那更要杀一批奴隶，乞求祖先的谅解。
下雨了、干旱了、降温了、升温了、生孩子了……
反正只要遇到点事，都要杀个人告诉下祖先。
而且这种行为，是从大贵族到中小贵族，都这么干的。
甚至，一个小贵族，可能他同时也是中等贵族心中的殉葬人选，随时可能被选去见祖先。
同样，中等贵族，也是大贵族心中用来殉葬的最好人选，家里有啥事了，就找个中等贵族杀了祭祀下先祖。
总而言之，整个商代，贯穿了人殉制度。
按照现在对中商、晚商的发掘情况来看，商朝一年恐怕光是祭祀用，就要杀掉八千到一万人。
其中，来自敌对势力，也就是商人的大敌羌人以及商人自己人都有，并非是只用外人祭祀。
这里的“自己人”，包括了普通自由民，奴隶，小贵族，中级贵族。
是的，商人的贵族也需要殉葬的，只要巫师占卜，认为祖先那边缺人手了，或者商王发现某个贵族在某方面很不错，适合去侍奉祖先，那就要杀掉殉葬祭祀。
而且被杀的贵族，也甘之如饴。
因为商人世世代代都是这么过来的，他们的行事就是这么个风格。
商朝遗址里，出土的最多的东西就是殉葬人骨，小孩的、大人的、侏儒的、年轻的、年老的、男性、女性，统统都有。
和商代遗址相比，长平之战古战场都算是小儿科了。
商人一个小贵族的墓葬里，都得陪葬百八十个奴隶。
而这种事情，在接受了“诸子百家”文化，并且至今任然受用的当代华夏人心里，确实是无法理解和接受的。
现在的华夏人自然对商人，充满了割裂感。
特别是亲自参观过一些商代遗迹。
亲眼看过那些数不尽的殉葬人骨、用人头做的酒器、用鼎将人煮熟后祭祀留下的“煮人鼎”，以及鼎中的“熟人”。
好家伙，现代人能和商人产生一种“这是我祖先，这是华夏文明”的感觉，那才是真的见了鬼了。
现在广州考古所的研究员们，在清理西侧室内的人殉时，自然心情也不会多美妙。
而另一边，负责后藏室清理工作的孔建文，心情却非常的好！
后藏室并不大，只是个东西宽1.8米，南北长2米的正方形藏室。
但是，此室是储藏食物和放置炊器与储容器的重要库藏！
里头放的随葬品多啊！
鼎、鍪（mo），烤炉、提筒，鉴、盆和陶瓮、陶罐等器物多叠放在后藏室内。
一般在放置随葬品的时候，同类器物都会采取层叠相套的方法，也就是套娃。
大的里头放小的，小的里头放更小的。
古人一点都不傻，清楚的知道怎么样做可以最好的利用上空间。
陶瓮、铁鼎、铜鼎等大型器物就多堆叠在后藏室的前部，也就是正对着门口的位置。
因为这些器物数量太多了，已经塞满了全室，导致根本没有立足之地，所以只能让一两个研究员，站在过道上，一点一点的往里清理。
这就导致孔建文的考古队，算是最轻松的，横竖就是在个长宽2米的空间里折腾，大家分成几班倒，一天只需要清理两三个小时就行。
就这，他们的清理速度也依旧是三个队伍里最快的。
大量的炊器，鼎、釜、甑、鉴率先被清理了出来。
其中，最让人侧目的就是几个大铁鼎，以及越式的大铜鼎。
普通的铜鼎，华夏考古出土的数量已经非常丰富了，以中原地区为主，至少能凑个千鼎。
但是用铁做的鼎，以及越式的铜鼎，那就较为少见了。
鼎，在制造出来的第一作用，是用来煮东西吃的，是一种日用器，之后才慢慢演变出礼器的作用。
但是到了汉代之后，基本上“鼎”作为随葬品，就很少再出现于贵族墓葬之中了。
两汉时期，是鼎最后的辉煌时期。
同时，两汉时期也是华夏文明从青铜时代跃进到铁器时代的关键节点。
在这个时期，铁开始被用来制作“釜甑”之器，也就是用来煮饭煮菜的工具。
铁鼎，便孕育而生了。
只是这玩意使用和存在的年代都较为短，所以存世量还是很稀少的。
而越式鼎，顾名思义也就是越国样式的鼎。
这玩意和中原诸国的鼎，最大的区别就是三只鼎足很纤细，有点像鹤腿一样，而且鼎身多为圆形的。
这是一种越国独有的鼎，只有越国人会打造和使用。
南越国不愧国名上的“南越”二字，确实是和越国沾点边的，国君居然也有用越式的鼎！
值得一提的是，后藏室内出土的这些炊器与储容器，全部都是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
在鼎、釜、甑的底部，都有发现长期火烧后留下的黑色印记。
实际上，大部分用来陪葬的青铜器，包括礼器，大多都是墓主人生前所用之物。
所谓“钟鸣鼎食”形容的就是这些贵族生前的生活。
“九鼎八簋”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