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社会并不是不彷徨，小城并不是不混乱，学生的成绩虽然受标榜但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第一位的，孩子们的生活也并不是井然有条的，然而苏建之一家却是幸福的。苏尚武苏尚雯接连初中毕业入高中，却神奇地避开了上山下乡的紧密几年，得以留在了父母身边。
对于大批下乡的知青青年的生活和痛苦，这些孩子们毫无所觉，依旧活得恣意潇洒，且对于一切据说利于国家建设的事情都热血沸腾。在苏尚喆的记忆里，一天苏尚武偏挎着书包跑回家冲着老爹喊：“我要下乡支持建设，为什么这次没我的名额？”
尚安琪二话没说把大儿子的嘴巴给捂住了，老爷子三步并两步关了门，这才抖着手指着大孙子气得浑身发抖。下乡对孩子来说可能是另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而对于父母来说，有些时候却不能不说是一种灾难。
苏建之和尚安琪的同事们中间不乏有人的孩子跟着大潮去了农村，如今想回来却无从下手。虽然有地区已经允许知青以招工考试或病退的名义返城，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愿以偿。每个地方都是巨大的关系网，一人不批准，孩子就一年不能回来。多少人在城里哭天抹泪想把孩子弄回来，孩子们也努着劲儿的想返城却为了几个可怜的名额争破了脑袋，最终却迫不得已的继续留在那穷乡僻壤呢。
苏尚武“积极向上”的后果就是，被家里三位长着关在房间堵着嘴教育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起来苏尚喆收拾好自己的小书包趴在窗户上等袁大军来喊的时候，看见了摇摇晃晃下了床，带着浓重黑眼圈的哥哥。
“哥你要是下乡，我和姐以后都不要你了。”
苏尚武心里还存着火呢，听弟弟这么说眉毛一拧就想发火，看着弟弟乌溜溜的眼睛又把话咽了回去。
唉，弟弟不懂哥的心，就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尚武扭头看看开始匆忙准备上班的爸妈，趴弟弟身边小声说：“老师说了，要把知识带到需要的地方去，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哥是戴过红星帽的人。”尚武低头把胸前的五星徽章扶正了，低声嘟囔，“说了你也不懂。我都懒得说，咱爸咱妈活得太小心翼翼，尤其是咱妈，生活太小资。别人都忙着国家建设，她还要搞资本主义那一套。我同学都说了，他妈说，咱妈要不是运气好没参演过反/革/命剧，早年肯定被批斗进去了。”
苏尚喆对那些动/乱的印象并不深刻，所有惊心动魄的场面因为父母的保护都避开了他的双眼。他唯一的记忆就是尚安琪喜欢摸着他的头说，要不是多多聪明，你爸爸现在不知道被抓哪儿去了。
在他对母亲隐晦的话语理解里，外面那些戴着红袖章每天游走在大街小巷的人随时都能化身暴徒。他们带走了母亲的领导，带走了父亲的同事，摔碎了家里奶奶留下来的一切东西（破四旧）。
“妈妈说，吴叔叔还没回来，不知道被送到哪里去了。”
“老师说他不男不女，还总唱讽刺革命的戏。”
袁大军在下面喊，“多多，上学啦。”
苏尚喆跳下小板凳，脸拉的很长，“你要是让他们把爸爸妈妈抓走，我肯定打你！”
尚安琪收拾妥当从里屋出来，嘴里唠叨：“爸你不用做饭，中午我早回来。记得把馍馍晾出来别捂着。”
转头又指着尚武狠狠低声威胁，“你要是敢提，小心回头让你爸剥了你的皮！不懂事！”
尚喆跑过去跟着母亲下楼，出门的时候还扭头看着自己的哥哥，扁着嘴眼睛里带着怒气。
尚武觉得自己和弟弟有代沟了，自己的抱负弟弟一点都不能了解。
文/革带给了这个十六岁的孩子什么？他跟着学生去贴大字报，轮班帮忙看守压在自己学校的嚣张反动分子，他因为夜里抓住过偷偷和“反/动分子接头的人”而得过表彰。文革期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那时候他坐在教室里跟着老师一起听广播里的歌声，一起唱着《东方红》，一群学生唱到热泪盈眶，体会那种最真实的激动。
他们身体里热血沸腾，每一滴都写着热爱国家热爱毛/主/席。
尚武坐在教室雄心壮志的时候，尚喆还是个小奶娃；尚武开始戴着五星帽积极进步的时候，尚喆被看顾的好好的站在大院里吃糖葫芦；尚武怀着建设国家的梦想想要为国家添砖加瓦时，尚喆背着小书包站在窗前等着那个黑不溜秋的大圆脸来叫，然后上学放学吃饭睡觉。他太小资，脱离人民群众。
尚武觉得，自己的弟弟太乖了，乖的一点都没有男孩子该有的热血和激情。虽然昨晚被三个大人堵在房间嘴里塞着布巾进行了长达五个小时的教育和抨击，尚武还是觉得，家里再搞资本主义路线，也不能阻挡自己社会主义的脚步勇猛前进了。
他不知道这次之所以老师没有找他问话，是因为尚安琪私下做了多少工作。他不知道之所以没有列他的名字，尚安琪从一家人的口粮里省出了多少，都用委婉的方式和他的班主任做朋友，然后作为朋友间的互相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