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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师资力量很差，县里的教谕叫李谦。
他不是秀才、也不是童生，家里是本分的小生意人，因家庭富裕，在北洋当兵前受过良好的私塾教育，被汤显祖择为县教谕，掌管一县教育。
除了李谦，县里还有两名不入流的训导，是从普利县招来熟悉汉语的土民，常驻西敏学堂，教化百姓。
县教谕原本轮不到李谦，以北洋旗军的出身，至少要有个府教授才算，但如今伦敦缺少人才，只能让他暂代教谕，等培训出能接班的人再入府任职，当个从九品职低位重的教授。
等待剧场修缮的时间里，汤显祖偶尔也会到汉文学堂来，如今城中二百多名各行各业的百姓在西敏寺汉文学堂接受教育，单靠李谦很难照顾周全。
伦敦的汉文学堂并不像普利县或东洋那些汉文学堂那般正规，前来的上课的学生并不以儿童为主，而是封建旧贵族与商人新贵族。
即使有个儿童班，也多为贵族或家境殷实的膏粱子弟，只有贵族的小孩才有时间读书。
尤其在应明命令伦敦百姓外迁至下属农庄后，城里最多的百姓就是工匠，他们根本无法脱产，尽管工匠的孩子不像大明有匠户的约束，但客观上没其他选择，只能早早的在工匠铺帮忙。
除此之外，学员如此构成还有另外两个原因。
一是平民百姓朴素的情感，他们虽无能力在贵族们投降后反抗明军，但至少在汉文学堂成为强制要求前，他们能选择不配合学习。
二来，则是平民百姓连英文都不认识，指望他们越过英文直接学汉文，那不是强人所难么。
威廉·莎士比亚，就是学员中的少数派，每天定时在下午到汉文学堂来上一个半时辰的课，风雨无阻。
这人第一次来就把英文名字写错了，后来又连续以不同错法写了四个名字。
问他为何学习汉文，他说他要挣钱养活乡下的家人，也为追名逐利，用汉文写剧本。
一连半月的教学，让李谦对这个被他起名为翁立安的学生有了更多了解。
生在城乡结合部、读过几年英格兰小学没钱上大学，老婆未婚先孕奉子成婚。
开过皮具铺、从事过肉铺伙计、园丁、马夫等一系列杂七杂八的工作。
偷猎贵族的鹿和兔子被抓，背负沉重的生活负担与道德重担离开家乡来到伦敦讨生活，开始北漂攒钱买房的曲折人生。
依照教谕李谦作为大明人的观点，他的学生翁立安是个劣迹斑斑的小流氓或者说刁民。
但依照教谕李谦在英格兰的所见所闻，翁立安只能算是活得较为辛苦的普通人，在他的同胞中这样的道德水平并不算坏。
知府汤显祖抽空到汉文学堂观课后，与李谦在西敏寺庭院修好的凉亭中小坐，李谦就专门提到这个学生：“他的品质看似顽石实如璞玉，比那班新旧贵族谦逊好学的多，更兼诚意，志向远大。”
说这话时，李谦指着不远处水池旁洗笔的翁立安，道：“再过一会，他就该回下城扫地了。”
汤显祖端着茶杯，看着李谦在伦敦所发现最值得培养的学生，年纪轻轻、个头不高、头发凌乱、皮肤白皙，长得看起来就很好欺负的样子，乖巧地蹲在水池旁慢慢把一大把毛笔洗干净。
在那之后，他把毛笔晾在水池旁，钻进学堂厨房，不一会弄了几块炭出来回到池边，砸了砸用亚麻布卷出几支简陋的笔来小心收好。
这才挑了支毛笔沾着水在池旁石头上沾着水笨拙地书写着什么，看上去像在练字。
远处带着牵马仆人的贵族学子回来了，从翁立安身边经过时取走晾着的笔，每个取走笔的人都会留给他几张纸。
李谦解释道：“家境殷实之辈不喜学习，翁立安代为洗笔，换些学堂的纸，拿回去自己用一部分，卖给剧院里的文人一些换些钱花。”
纸是昂贵的东西，英格兰的主流纸张有三种。
一种是最广泛使用的廉价莎草纸，源于古埃及、被罗马人带到英格兰，学生与牧师的廉价小本儿都是用这个做的。
第二种是羊皮纸，把皮子拉长、削薄、加工，制作复杂、价格昂贵，多用于书写王室及贵族命令以示庄重。
第三种，是蔡侯纸的变种，十世纪传入摩洛哥、十二世纪传入摩尔人统治的西班牙，英格兰则在十五世纪建起第一家造纸厂，用于教会与贵族日常书写，价格同样昂贵，区别在于没有竹子。
所以抄纸工具不是竹帘，是用木头和铜丝等作成的抄网，由于没有悬浮剂，因此厚而光滑，适合鹅毛笔和染料书写。
这个也很昂贵。
至于如今的大明纸，就不光是昂贵的事了，这种纸的价格实际上已经与商品价值脱钩，只有大明人才有、才用，除此之外仅有汉文学堂的学生有少量，因此奇货可居。
汤显祖挑挑眉毛：“李教谕是对县中讲学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