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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泊在利马城港口的福船并不知道，他们确实无法去往西班牙。
由于陈沐率军出征的缘故，收到消息的时间要比计划中晚了一个月，但早在他收到消息之前，东海岸各处海关皆已在东洋军府赵士桢主持下行动。
墨西哥城大西港由总督杨廷相下令关闭，所有军舰驶向加勒比海群岛之间，拉出一道海上封锁线。
牧野海关由知县杨兆龙下令关闭，发长岛卫、呼兰卫等部旗军巡行海岸，誓不放片板停泊。
还有南亚巴西的里约卫指挥使卢枫，不过他那的海关封锁不封锁是一个样，没大明商人去，不论西船葡船还是不知从哪儿来的船，本来应对方式就是全面驱赶。
如此动作，源于西班牙印度事务委员会的一封信，这封信无关战争，而是向东洋军府求助，希望能得到明军军医的救助。
一艘这个时间本该还在海上漂泊的西班牙商船回到哈瓦那，港口检查其携带货物时却发现他们船上依然满载着去年从新大陆起航时的货物，后被证实其并未如实抵达塞维利亚，真实原因为塞维利亚发生黑死病，城市已经被封锁了。
结果就像船员害怕的那样，他们被命令回到船上不能进港也不能离开，跟他们一同回到船上的还有哈瓦那港口同他们产生接触的所有卫兵、力夫与税官。
即便如此，印度事务委员会的官员依然不能感到轻松，立即写信警告大西港的明军西军，同时请求明军派遣军医来帮忙。
隔着信代陈沐处理日常事务的赵士桢都能感受到西班牙人的恐慌……黑死病，黑死病那是什么东西？
没人知道。
反倒是东洋军府所有人都知道欧洲医术有多简单粗暴：不看病理、不知内因、不识药石，一切解决不了的病患到最后都无非二法，要么放血、要么一剁了之。
因此不论赵士桢还是杨廷相，都未对此事有足够重视。
直至手下在英格兰贩卖烟草的李禹西与杨兆龙相见，几乎是在闲谈的意外中提起从去年起英格兰黑死病蜂起，他手下几名船员就死于此病埋骨异国他乡，而杨兆龙对这病熟……万历六年播州大疫，他虽未在播州，但左右武士多有亲历者。
黑死病与疫病，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他脑海中合二为一，联系到最近邸报上沦为笑话的西班牙印度事务委员会的请求，当即上报军府封锁海关。
这才引起东洋军府的重视，甚至以一种在旁人看来十分过度的反应来应对。
人们普遍认为在过去几百年鼠疫仅仅在欧洲有一次声势浩大的流行，而事实上，数百年来鼠疫一直横行世间，它催生出无数的医疗方法、倒逼着欧洲人进行卫生改革，也让中原王朝的天命观在一次次对抗疾病中深得人心。
疫病，尤其是对付鼠疫，这个年代全世界都没有可靠的办法。
至于死人之多少、波及范围之广狭，无关东西方医学先进与落后，欧洲对付瘟疫的方式是宏观休克疗法，贵族与上流阶级有能力的带着家人远离疫区，去乡下没人的地方围着篝火祷告，《十日谈》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被创造出来的。
至于百姓子民，那边没有子民的说法，贵族关闭城堡大门，各扫门前雪就算高枕无忧，星罗棋布的城堡与庄园之外，全是天然隔离区。
自求多福吧，大不了就赌一把，反正这个月瘟疫和领民必须给我死一个！
中原王朝由于文官体系与更加完善的基层结构，皇帝为天子官僚代其牧民，必须插手疫病，相对而言城池关卡道路锁死了瘟疫的传播区域，但大一统王朝与官僚体系能实际解决的绝大多数时期只是瘟疫流行带来的饥荒与动乱。
人们竭尽全力最后仍旧是碰运气的成分居多，最后活下来的往往不是治好病的，而是身体强健和运气好的。
全世界对这种病症都束手无……哦，不好意思，除了米兰。
十四世纪的黑死病大爆发，从福建到英格兰，亚欧大陆谁都躲不过，唯独跳过了米兰。
因为在黑死病初次登陆欧洲于黑海开始传染到米兰，仅感染三户，米兰即关闭城门、将那三户连人带房子整栋用木板钉死。
这在当时比任何治疗手段都更有效。
致死能力强的病毒除非潜伏期长否则传染性必然弱、传染性强的病毒致死能力也普遍强不到哪儿去，宿主都死了还怎么传播。
即将进入秘鲁的陈沐在行军路上接到军府关于西班牙塞维利亚爆发黑死病消息的三天后就再度收到信件，证实印度事务委员会是虚惊一场，那艘船并未进入塞港，船上水手也都没有染病，不过坏消息是大明港似乎也在疫区之内，去那的船很可能都被李旦留下了。
没人知道这次疫病的起因是什么，但似乎法兰西、英格兰都被此次疫病影响，东洋军府的推测这很可能与海洋贸易有关。
这对明军来说可绝称不上是个好消息，东洋军府的正规军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