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阿尔瓦派遣至各个种植园的使者到边境线上与园主商量向明朝买卖粮食时，这些新贵族早就把能卖的粮食都卖掉了。
明西边境东侧上百个挂着白布袋的种植园成了这里最亮丽的风景线。
袋子上还印着大字：面粉半石。
人们说这是边境友好的象征，一名修士在他的自传中记录下这种昭示着明西边境贸易繁荣的景象。
如果不深刻探究繁荣的背后，边境贸易确实非常繁荣，种植园主与商人热衷于将货物换成万历亚州通宝，再去官道的另一边购置绸缎与瓷器。
张家沟的货不多，据说更多货物还在运送的路上，但瓷器与丝绸的价格相对便宜，尽管这确实比在澳门或早年的菲律宾要贵一些，可相对靠岸塞维利亚或尼德兰的收购价，即使加上海途运费依旧有利可图。
他们赶着几架马车的粮食，在王家堡换几千通宝，或干脆用白银买通宝，因为银币的铸造工艺不好，一枚一两重的银币能换八百通宝。
然后在对面的王家沟，四千通宝能买一匹做工精良的各色丝绸，若出五千通宝，则能买到一匹带有暗棱纹、暗竖纹的各色丝绸，至于暗云纹、暗如意纹的丝绸则做工更加精良，要七千至八千不等。
当然，最贵的不是这些在大明卖的好的，而是黑色丝绸或杂色亮纹的丝绸，在大明这样的纹路基本上没人穿，像土包子一样，但这边的人喜欢，甚至西班牙的贵族与商人还给边境那边下订单呢。
当然，他们还想要大红色的绸缎，但商人不卖，一万一匹都不卖。
大红、鸦青、明黄都不卖，用商人的话说：“您不配穿！”
至于想买瓷器的西商，可是干着急了很久，他们在王家堡、张家沟东面的几个西人种植园借宿，每天都派人到边境线上盯着，一直等着明朝这边上货，这边却一直说瓷器在路上、瓷器在路上、瓷器在路上……
瓷器真的在路上。
在大明，瓷器是一种日用中的奢侈品，分粗瓷分细瓷、粗瓷细瓷又分上中下三等，但即使是上等细瓷，价格也没有很贵。
若无历史意义或精雕细琢，上等细瓷碗盘杯瓶的价格是一只三至五钱银子，下等细瓷则更为便宜，三至五分银可买十只。
所以在早年海外的南洋，诸如婆罗洲等地，即使有海贸的溢价，寻常百姓家中仍可添置一只作为家宝。
但在亚州的明西贸易，作为流入欧洲的瓷器，陈沐并不打算将它们以如此‘贱价’出售。
北洋二期随船运输的辎重，那些青瓷盘白瓷碗用稻草绳捆束避震塞进船舱，比输送的百姓人口多得多，十五万余只瓷器单是放下船便是一趟大工程。
十五万余只是去掉跌砰破碎后的数量，几乎每一组瓷器都有航运途中因外力破损的情况，在常胜县力夫受命装卸下船的过程中又有些许损坏、分装上又出了些纰漏，致使损失超过两成。
但瓷器如果跟着绸缎一同运来，也早该到了，但它们没有，这些成批的瓷器在亚洲经略的命令下重新缓缓分装，锯木场全力制作精美漆盒，依照瓷器的花纹、烧纹分装成套，放入严丝合缝的漆盒中。
漆木盒的造价，甚至超过了一套瓷器。
每套漆盒上或以泥金画漆的工艺画上与内盛瓷器相同的装饰画，合以铜锁插扣，内盛数只碗碟、木筷、摆盘、瓷瓶，合装为套，定下上中下三等。
完成这些工序，才由旗军看护押送，输往边境。
下等漆盒瓷器五万至十万通宝、中等漆盒瓷器十万至十五万通宝、上等漆盒瓷器十五至三十万通宝。
并且在每套上等漆盒掀开的上盖内侧，都有陈沐亲笔留名手书赠言。
自打赵士桢入幕府，这几年下来赛驴公在书法之道的造诣并无丝毫进步，不过他已经彻底放飞自我了，认识到自己不必依靠外物抬高身价之后他过得很轻松，为四千七百余套上等漆盒写赠言是笔走游龙得心应手。
虽然常胜县的邹元标、赵士桢、徐渭等人觉得陈沐在漆盒上搞题跋确实是不错的想法，但大家发现陈沐题字的出发点好像和别人不大一样。
别人题字关键在字，留名只是其中之一，而他们的陈大帅呢？关键在名，提什么字倒并不重要，甚至连咏鹅。
一套漆盒瓷，他能把自己的名字分成七八个地方去写，比方说木盒上留靖海二字，盘底盖自家私印、碗底留日期、杯把手写北洋重臣、瓶身更是要写上大明帝国北洋重臣亚洲经略靖海伯陈沐。
说实话，就陈沐这显摆劲儿，赵士桢打算从自己俸禄里扣下一部分买一套送阿尔瓦公爵，往家里一摆吃饭睡觉哪儿哪儿都是陈沐——多闹心？
当然，所有瓷器也不都卖这么高价，实在凑不成套的散件也有很多，那些相对便宜些，不过即便便宜，这些瓷器成车拉到边境，边境那一边的商贾也没谁能成车运走的。
对了，阿尔瓦能。
因为陈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