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4月16日，对于若明城当中的所有人--当然并不包括远山绪来说都是一个值得纪念和哀悼的“国难日”，在那一天，国立中学的900余名师生，在一场大火之中，从这个世界上悲哀地离开了。
下午2点左右，教学楼C区的一间教室突然起火,C区属于实验楼,那段时间又偏偏没有安排去做实验的班级,因而,在火情出现的开始，并没有人注意到。而这,仅仅是悲剧的开始。
起火的那个房间，还并不是一般的教室，而是储存了大量化学危险品的“实验准备室”。在那个年代，无论是校领导还是各位教师，对于安全隐患之类的问题都没有那么重视。学校中,常常有学生将从实验室问题里偷拿出来的小钠块扔进雨后的小水洼中,或是用少量的磷引燃操场上的干树叶,准备室里的化学品也是毫无规矩地随意堆积着,这也为最终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火势在C区蔓延着,肆意吞噬着其中的一砖一瓦,当“准备室”当中的火情严重到一定程度之时,在这个封闭而高的房间之中，爆发出一声强烈的轰鸣——火焰的高温,引发了化学品的爆炸，正是这次爆炸,将火势以不可控的趋势引到了教学区,仅仅在一瞬间,大量教室的门窗玻璃都被强大的冲击力震碎，可怖的热浪席卷而来，毫无准备的师生们被蔓延的火势困在了教室之中,即便从窗户跳下也只能陷入另一片火海。一时间,玻璃破裂声,门窗烧蚀声,孩子们绝望的哭喊声，拍打求救声在这个绝望的瞬间与悲剧本身融为一体，渲染着悲哀的底色。
这一场灾难,让全校2853名师生当中,有942人罹难,1000多人不同程度地受伤,还有40多个孩子正在抢救当中。遇难人数之多,影响范围之广,让这个事件成为了自1931建国以来的第一场严重灾难,无数百姓哭天抢地,一时间人心惶惶。
首都中发生了这样恶劣的事件,远山绪竟然还能笑得出来。毕竟，只有他知道这件事情的真实原因。它绝对不是一场意外，也绝对不能将其当作意外事件来简单处理,他要将这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应用于彻底搞垮他的政敌。
4月18日,事件发生的两天之后,远山绪在人们的注视之下,穿着一身黑色的西服,庄重而肃穆地缓缓走向了那座新建的死伤者纪念碑,并且在碑前放下了一束白色的玫瑰花,然后,他对着那座纪念深深地鞠了一躬。面对着周围低头抹泪的家属，他也满怀悲痛地向他们承诺，要让事情真相大白，要还给这些无辜的孩子们一个公道。
在事件的“调查"和“取证”当中--当然都是远山绪自导自演的戏码，真正受到指派的凶手已经以作为一名保洁员工的身份葬身于火海了,可以说是死无对证--他们还真发现了一个“嫌疑人”。
那名“嫌疑人”叫作夏子禾,是初中二年级的一个教政治的老师。近一周时间来，子禾由于母亲生病住院，不得不向校领导请假提前下班回去照顾母亲,而在事件发生的那一天,夏子禾刚离开学校不久,火势就已经开始了不可控的蔓延,而只有他在非规定时间内离开，因此，在这一事件上，他有很大的嫌疑。
并且,这位夏子禾先生,曾是明月诚属下那所福利学院中的一名老师,后来才转职到国立中学,上任还不到半年。并且,前段时间他母亲生病,明月诚也抽出时间去探望,两人还在一起叙旧,谈论些时事,这样看来,他们的交情似乎不浅。然后，远山绪以慰问伤者的名号去医院探访了几名夏子禾所在班级的学生,从和他们长一句,短一句的亲切交谈之中，远山绪也确实得到了一些他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夏子禾身为一名政治老师,同时也是一个明月诚的狂热拥护者,在授课过程当中,总是多次引用明月诚的思想和理论,并且在同学们面前表示出对其强烈的尊敬和推崇。尤其是在近日明月诚的地位出现动摇时,他总是在学生们面前,毫不避讳地表示着自己的不满:
"明月诚先生是一名崇高而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他的思想完全是不可否认的。我真不知道那些整天乱喊乱嚷的人心里想的是什么！”
这样一来,“人证”、“物证”皆在,“时间”与“动机”也全部完备,想要治夏子禾的罪,也自然是容易的。4月20日,夏子禾在自己的寓所之中被几个破门而入的警察强行带走，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除了绝望地哭泣之外,什么也做不了。
被抓到总理府之后,夏子禾受尽了严刑拷打。终于，在4月24日,他实在承受不住,只好屈打成招了,他承认了自己是导致九百余名师生丧生的罪魁祸首,也承认了自己当初只是为了宣泄不满,没想到会产生如此惨重的后果。
夏子禾一落网,明月诚也站在了风口浪尖之上。一时间,人们对其的评价已经变成了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草菅人命的杀人犯,在这个国家,他已经没有立足之地。很快,在4月28日,明月诚被剥夺身为副总理的权力,并且被追捕入狱。
即使在最后一刻,明月诚依旧天真地坚信自己的“小同志”不会是这样的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