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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要饭兵在襄阳府吃大户，大户们的损失可以比一亩一斗两斗的税大多了！
现在只要要饭兵肯走，不要说一斗两斗，就是五斗六斗的税，他们也会咬着后槽牙答应下来的。
可问题是，朱由检能一直在襄阳呆着？不回北京城去了？以后就定都襄阳或是定都武昌了？
如果真那样，湖广的税收是不用担心的。只要朱由检领着百万要饭兵在湖广镇着，湖广这里的两亿多亩土地一年交个六千万石都不是问题而且还能顺着长江辐射到江南、四川，年入一个亿都不是梦！
明朝的账面上湖广有22亿亩，江西有4000万亩，浙江有4600万亩，南直隶有7700万亩，四川账面上有1300万亩，但实际上不下5000万亩。另外，南直隶还有不少隐田，淮河流域还淹没了好多，好好查一查应该能过亿。
光是这几个长江流域或是靠近长江流域的省级行政区，就拥有45亿亩以上的良田一亩收个两斗就有9000万石了！
过亿根本不难，但是北方的军队怎么管？
朱由检的统治基础还是帐前、殿前、御前、大同、宣府、燕山、大宁等八部天兵。除了御前军摆在川贵，以四川、贵州的御前护卫千户所为基础外。其余七个军的基础都在北直隶、大同、宣府、燕山、大宁。另外，被朱由检所倚仗的五个贵妃万户斡尔朵也在北方草原上驻牧。
如果朱由检将首都从北京迁往武昌，那他就得长期远离驻扎在大同、宣府、燕山、大宁和北直隶的十余万精兵。而长期远离自己最基干的武装，是相当危险的没准就整出个靖难之役或安史之乱了。
而且现在大明和奴贼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北方草原也没有平定，所以朱由检根本不可能南迁武昌——除非他能把奴贼铲平，把草原收服，把西北也摆平了，否则朝廷南迁看上去就好在躲避北方的敌人，这可是大大掉威望的！威望一失去，北方的十余万腹心精兵就会离心离德，太危险了！
不过朱由检还是有办法的！
只要湖广的士绅答应了一亩一斗的税率，那么一年2000万石的田税可就没跑了，不仅农税跑不了，连荆江、汉水、湘江上的商税税卡也可以恢复起来，一年再收个一二百万两的商税！
在朝廷不在长江沿岸的情况下，收到这个数，就不算少了。
朱由检笑道：“叔祖放心，朕早就有收取湖广各州府足额田税的办法了！”
朱翊铭感兴趣的问：“陛下，您打算怎么做？”
朱由检笑道：“当然是放权了！本朝税收艰难的原因无非就是两个，一是朝廷自永乐年间北迁后就远离天下财富的中心。中原的生产从宋朝南迁之后就彻底衰落了，到了本朝更是远远比不上东南、湖广和四川。而北方燕云之地的生产，甚至比中原都有所不及，更不用说长江沿岸的富庶之地了。
朝廷居燕云的目的是就近掌控九边用武之地，可结果怎么样？辽镇照样沦陷，九边照样衰弱，甚至连宣府、蓟州的兵力都废弛到了极点。以宣、蓟之近，朝廷都难以掌握，又如何能遥控东南、湖广、四川如以臂使指？
第二个让朝廷税收艰难的原因，则是地方权力分散，下层的亲民之官权小，难以承担责任。
祖爷信子孙不信官员，以藩王总四方，同时又内除宰相之权，外分守臣之权。一省之权被他分了三分，互相牵制，各不统属。三司之下，情况亦然。后来虽设巡抚以总地方，但是巡抚离州县太远，难以有效管束，而且本朝地方体制首推三司并立，对于巡抚之臣依旧颇多掣肘，使之难以发挥。
此外，一省巡抚毕竟是封疆大吏，选拔任免必须通盘考虑，不能只看完税如何？所以巡抚权重并不能解决税收艰难。
而朕在北直隶的改革，则是放权给知府。让知府总一府之事，上马治军，下马治民，大权在握，责任在肩！犹如汉之郡守，唐之节度。”
朱由检手下的北直隶八府知府，还有大同巡抚、宣府巡抚、燕山总兵（现在燕山不设巡抚）、燕宁总督兼大宁总兵、蓟辽总督、平辽总兵等十四个地方官职，实际上都犹如汉之郡守，唐之节度，不仅军政大权一把抓，而且还有很大的人事权。
当然了，朱由检也不会把自己的兵权毫无保留的授予下面官员。这十四个长官的军政一把抓能抓到什么程度，也是要看情况而定的。
比如北直隶八府知府的兵权就是本府团练，大同、宣府两镇的巡抚只掌握自己的巡标。
而燕山总兵、燕宁总督、蓟辽总督、平辽总兵的权力最大，是真正的上马治军，下马治民，大权在握——这四总督或总兵都是前敌将帅，没有重权是不行的，所以谈不上改革。
真正的官制改革，其实就是北直隶八府、宣大二镇，还有一个重庆府。其中重庆府的牛金星虽然没有总一方军政的大权，但是朱由检已经命令李锦全力配合牛金星，也等于给了他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