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为朱慈烺献计献策的是黄宗羲，他拈着胡须，侃侃而谈道：“太子殿下，晚生以为本朝绅强而国贫的根源在于秦废封建之罪。天下大而难治，天子所及所顾有限。因此不能以官治民，而只能以官抚绅，以绅治天下万民。这就是所谓与士大夫共天下！既然是与士大夫共天下，那么士大夫自然要从中得利。其得利多寡，就取决于朝廷之强弱远近。
朝廷过去以北京为都，以天子守边，以东南富庶之地为远州。东南之政自然多赖士绅，东南之利，自然要和士绅分享。而且本朝自土木堡之变以后，由盛转衰，国势日下，君威渐弱。君弱则绅强，绅强则要与君争利，天下税赋当然会流失。因此以十万万亩之田土，一万万之人口，就仅纳粮两千余万石，银二三百万两了。
而晚生应对之法，则是近郡则严治，远州则方镇。以克难新军十数万之众，由北地南下的勋贵、世臣数千之家，从各地汇集而来的宗子数万之人，还怕管不好南直隶、浙江、江西的数十州府吗？所以学生觉得，真正需要留意的还是边远州郡和北国！”
果有见地！
黄宗羲道破的是中国君主集权政治最大的困难——国家太大了！这年头交通基本靠跑，通讯基本靠吼。国家一大，信息传递就慢。距离国都比较近的地方还好控制，远州边郡那是很容易失控的。
早年大明建都南京，看着钱袋子。结果边军在燕王朱棣的率领下作乱！
后来朱棣迁都北京，亲自看着边军，东南士绅又随即崛起......
现在朱慈烺带着十几万北军，几千家北方权贵，几万宗子宗室跑到江南，那么多人，那么强大的实力，要压制东南士绅问题不大。真正的问题是边远州郡和北方前线。
如果边远州郡不出乱子，北方的鞑子也不来插一脚，东南有啥铲不平的？
“太子殿下，学生有个办法，可以让东南州郡在朝廷严征商税、清查土地时太平无事。”
这回说话的是罗大公——今次恩科的状元公就看他和黄宗羲的表现啦！
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东林大会，也是一场状元面试！罗大公做梦都想当状元，能不好好表现吗？
“学生的办法就是以富官换穷绅！”罗大公推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怎么说？”朱慈烺感兴趣地问。
罗大公道：“本朝的治理之道向来是绅富而官穷！绅者，秀才、举人、官户也。本朝优待读书人胜于唐宋，以宋朝为例，文官俸禄优厚，官户又免税免徭役之利。然而官人官户又有几何？进士难考，得官不易，举国之间，三年不过数百。全国的官户也就是几万家，虽有各种优待，但耗费终究有限。
而本朝自秀才起便有待遇优厚，免税、免徭役，还可以用诡寄、投献和庇护商人之法，将读书人的优待折色，实则就是分润国家的税款。因此本朝书生，只要有个秀才就不是穷酸，如果中了举人，三两月间就是一方富豪了。能够清廉以自守着，万中而无一啊！至于入仕为官......如果一点都不贪不腐，实际上就是图个身后之名，钱是赚不到几个的，没准还得往里面贴钱。
不过地方上给官户的优待又远高于举人，所以即便是那些明面上的清官，绝大多数还是能通过分润国税多少捞上一点的。如果这官员来自东南富庶之地，那么不是贪官也能当上豪富。只是这钱不是来自天子，而是取自地方......本朝的吏治中最大的败笔，就在此处了！”
官员们替皇上家打工，但是皇上家的俸禄微薄，在绝大部分官员的家庭收入中占比微不足道！
即便丢官，只要不削籍，或者削籍后士林名望更上层楼，在经济上就不会蒙受损失。
这才是大明文官敢于对抗皇权的根本原因——他们的经济基础，压根就不是皇上的俸禄，而是对国家税赋的分润之权。这不是官俸，而是绅权！
罗大公接着说：“如果太子殿下想要收东南绅权，就必须高薪养官，让实心用事的官员能从朝廷收回的绅权之利中分肥。这样一部分士绅出身的官员，才会为朝廷去夺其他士绅的财权。”
“言之有理！”朱慈烺笑了起来，这是人才啊！将来可以当罗阁老的！
“说说看，”朱慈烺笑着又问，“本宫应该如何高薪养官？”
罗大公道：“殿下，晚生的想法是什么地方多交税多纳粮就多养官！朝廷应该从每个州府的田租和商税中提出一部分，比如十中取二，作为养官之资。养官之资越多，该地的官也就越多！以臣所隶籍的松江府为例，松江土地肥沃，账面田土总额约在200万亩，实数当在330万亩上下。其中官、军、隐田近半。如果能清查完毕，那么有165万亩土地可以隶属军屯卫。朝廷可以拿出其中的30万亩作为松江籍官员的职田。
那么单是职田收租一项，松江籍官员至少就能得到二十多万石白米。其中一半发给在朝廷或外府任职的松江籍官员，另一半发给本地任职的低级官员、吏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