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才与同伴走进制置使司衙门，见没有人说话，自己也不由小心翼翼。到了后院，见一处新搭建的棚子，一群公吏在忙忙碌碌。
棚子里面，前面摆了一张桌子。桌子前面，是一排一排方桌,每张方桌后边放着一把交椅。桌子上面放着一个小牌，牌子上面写着名字。找到了自己名字，徐才小心坐了下来。
一个公吏在每张桌上放了茶杯，后边一个公吏提着热水冲了茶。徐才拿过茶杯看了看，里面冲的是上好的信阳毛尖，自己平时不待客都舍不得喝的那种。心道制置使司果然阔气，用这么好的茶叶。
过了一会，王宵猎带着陈与义和汪若海进来,在前面桌子坐了。
看了看众人，王宵猎道：“你们这些人是新近招进来，做的事情与别人不同。在我看来，你们做的是务虚的事情，其他官员做的则是务实的事情。不过，我听人有人讲，说你们都是闲职。”
说到这里，王宵猎笑了笑。道：“说你们是闲职是不对的。官府没有那么有钱，养这么多闲人。但你们做的事情，确实与一般的官员不同，这一点要讲清楚。”
“自古以来，中国政治就有一个传统，记史。古有柱下史、御史，现在也有起居舍人、起居郎。这是主要记载中央朝廷，特别是皇帝事务的。除此之外，还有记载民间事务的。不过，从秦朝时候起，对于民间事务就不重视,慢慢没有官员做这些事情。这怎么行呢？你们这些官员，就是特别招来，记录民间事务的。说起来，是一种史官。”
“各种官员考试，主管行政的主考《尚书》，兼考《礼记》、《春秋》；主管刑法的主考《春秋》，兼考《礼记》；主管礼法的主考《礼记》，兼考《尚书》、《诗经》。而你们主考《诗经》，兼考《春秋》。这一切都刚刚开始，会慢慢完善。很多人不清楚，我这里特别说明一下。”
“《诗经》是五经之首，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诗经》到底写了什么，说明什么问题，却一直众说纷纭。我们不管经学家们的争论，在我看来，《诗经》就是民间之史。让我们知道，那个时代除了朝堂大事，民间是什么样子。普通的百姓有什么样的情感，有什么向往，有什么希望,有什么不满。对于我们后人来说,《诗经》不只是文词优美，更重要的，是留下了那个时代的风貌。你们这些人，做的就是先秦时记《诗经》内容的那些官员的事。我希望你们能够做好，能够保存下这个时代的风貌。”
说到这里，王宵猎喝了口茶，没有说话。让下面的官员理一理思绪。
从先秦的《诗经》，到两汉魏晋的诗歌，到唐朝的曲子词，再到宋元的话本，到明清，这是一条发展脉络，是中国文人对民间历史的记述。而汉赋、唐诗、宋词，则是文人的表现形式。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从汉朝之后，朝廷对于这样的民间历史就不重视，没有专人去做了。
把明清放在汉赋、唐诗、宋词的后面是不对的，它们不属于一个系统。宋朝之后，如果说元曲还有一部分文人色彩，明清跟文人的关系就不大了。严格说来，家不算文人，他们只是读书识字写的。也正是如此，他们的作品，包含了最鲜活的民生。
前一世的经验，王宵猎知道，人民对于国家有多重要。一个国家的历史，如果缺少了鲜活的人民生活，也就缺失了一大部分。对于政权来说，必须要把这一部分补起来。
当然，设置这么一大群官员，不只是记录人民生活的。他们更重要的作用，是为政权提供权力的支撑。只有明确地知道人民想什么，才能知道政权要做什么。
政权与人民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关系。人民为政权提供权力的来源，政权教育、引导人民。人民思想的改变，促成政权的改革。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缺少了哪一面也不完整。
放下茶杯，王宵猎道：“天下的史，不只是朝堂上的史，还包括民间之史。没有民间之史，我们记的史就不完整。当然，你们的工作，不只是记民间之史，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人民的思想。人民的思想决定了我们应该怎么施政，官府怎么做好工作。你们是官府施政的思想来源，也是官府施政的反馈。官府只有与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事情才能做得好。”
“我们古籍不多，虞唐夏商如何，许多事情说不清楚了。从周朝开始，说的是天子受天命，代天而牧民。天命是什么？先秦实际上讨论的不多。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天命的。从天灾到人祸，从地震到童谣，直到谶纬，有一整套的理论。这套理论，从王莽代汉就受到冲击，后汉之后基本就失传了。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天命是什么？其实很模糊。但一个政权，不知道天命怎么行呢？作为掌权者，不能假借鬼神，妄称天命，欺骗人民。而是要用各种方法，知晓天意，使自己的施政合乎天命。除了记史，你们还一个重要职能，就是把天意找出来。”
“怎么找天意？这样做的来源，是《尚书、泰誓》中的一句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既然天视即民视，天听即民听，那我们就要知道人民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他们是怎么想的。那么天意是不是民意？不是的。如果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