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中国选择官员，有人主张选贤，有人主张任能。比如汉朝，高祖二年刘邦下求贤令，里面就有“与天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求贤令，说的很清楚，就是选贤。发展到后来，成了汉朝的察举制。察举制败坏，成为实际上的世家贵族共治制度。到了隋朝改为了科举制，科举制经过改造之后，到了宋朝基本完善，成了官员的主要选拔方式。
文彦博曾说，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句话不奇怪，实际上从刘邦开始就是这个意思。后世的人拿这句话来讽刺宋朝的官员，实际上是不得要领，有些莫名其妙。
宋朝之后，蒙古入主中原，带来了大量游牧民族的习惯。在政治上，皇帝与士大夫，或者说帝权与皇权的制衡消失。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废除了宰相，皇权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加强。到了清朝，皇权再次增强，大臣甚至成了奴才。
历史上常说，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政权开始，中国就有了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总的趋势，是皇权越来越强，相权越来越弱。甚至有人说，宋朝是群相制，就是皇权增强的表现。
客观地讲，宋朝的相权不弱，只是在北宋单个宰相的权力弱了。但作为总体的政事堂宰执，权力是非常大的，远不是后来的明清可以比的。到了南宋，更加出现了许多权相，有些不正常了。
后世的人研究中国历史，经常讲大趋势。自汉之后两千余年，经常用一句话，概括历史趋势，而后把各个朝代套进这个趋势里面。如果有套不进去的，就说是历史的特例，甚至是历史的反动。比如随着历史前进，中央集权越来越强，皇权越来越强。比如随着历史发展，民间商业越来越发达，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那个时候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比如随着历史发展，赋税越来越货币化，货币化是历史发展的方向等等。
为什么这样是趋势呢？大多讲的是不明白的。或者是外国学者的理论，或者是意识形态，又或者只是少数大学者这样认为。到底历史趋势是什么？不能真信。
王宵猎记得，自己前世曾经有一次学位答辨会。一个学生上去，做的是农机普及的研究。一开始就讲，建国之后多么困难，改革开放之后，有什么飞速发展。下面的教授们听得目瞪口呆。有人实在忍不住，告诉他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农机事业实际上有了很大的成绩，改革开放之后的二十年，要么就是原地踏步，要么就是大规模后退。直到两千年后，才又重新发展。这才是事实。
历史上的研究，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比如说赋税货币化是大趋势，代表了社会的先进。实际上大部分时间，农民获得货币是非常难的。不要说在古代，就是在现代，九十年代收业税，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杂税，都给农民造成了极大困难，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农民很大程度上不参与商业活动，收获的是粮食，是实物，赋税货币化就是加大了剥削。
很多历史观点都带有这种痕迹。关于宋朝，最著名的观点莫过于重文轻武、以文制武或者是崇文抑武导致军事孱弱了。王宵猎记得自己看过一部英国电影，指挥战争的，是一个工兵营军官。若是按照这些人的说法，也算是以文制武了，应该用个老士官做指挥官才是。这种说法不知道起于何时，在历史学界甚至成为了定论。说起宋朝军事的衰弱，经常有人高高在上的来一句。
历史真是这样的？就因为武人的地位低，所以他们的积极性不高，所以不努力打仗，所以军事上不行？怎么换到了欧美国家那里，又换成了另一套说法？
从根本上说，对历史的研究没有坚持实事求是。更深层次地讲，是态度上有问题。
新中国建立的时候，教员曾说，我们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是后来的历史表明，建立一个新世界，实在比打破旧世界更难。
新中国与旧中国最大的不同，就是确立了人民的地位。政权的合法性，不再是高高在上、虚无缥缈的天命，而是人民的支持。只是从思想上，真正理解这种不同，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并不是一件容易事。特别是对许多学者和政治家来说，让他们以人民的立场想问题，做学问，实在太难了。
建立一个新世界，是什么样的新世界？
这个问题，王宵猎也无法回答。那就先不回答。选择什么样的人当官，让什么人掌权，这个问题先放到一边。所谓的官，一切的权力和荣眷，全部放到官服上，也可以说放到官印上。谁穿上了官服，谁就是官。谁掌了印，谁就是官。不合适，脱了官服，继续做老百姓去。
对于官员的任命，最重要的是选择。选择能做的人来做，也就是任能。官员的考核，最重要的是监督。要升官，不但是要做得好，还要人民认可。也就是选贤。
这件官服挂在这里，有能力的人来做。升迁的路线就在那里，贤德的人升官。这是王宵猎选择的办法，不同于前世，也不同于后世。
听了王宵猎的详细解释，一众官员不由都怔在那里。
过了许久，陈求道道：“官员任能，如何任能？朝廷是靠科举，我们靠什么？”
王宵猎道：“我想了很久，还是发现科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