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供销社商场出来，几个知州赞叹连声。有几个甚至心里在想，回去自己也开一个。此时凡是赚钱的商业，鲜少官府不插手的。哪怕是官营的经营不容易，也会作价承包给个人。
宋朝的店铺，由官府所有，承包给个人是非常常见的。有扑买，官府定个价钱，哪家承包了必须保证每年给官府交这么多钱。赚的多了归自己所有，如果少了就要用家财补上。到了后来又出现一种方实名投状。就是官府不定价，由百姓竞买。各自写了价钱，投到一起，最后出价高者得。这种方法，在后被称为投标。为了胜出，经常有人给出不正常的价钱。
不管哪种方法，官府是稳赚不赔。不管生意怎么样，官府的那一份钱是不许少的。而且不管是扑买还是实名投状，都要有低押。如果还不上钱，官府把抵押物没收。
王宵猎这里，几乎不采用这种形式。规模小而且官府不方便经营的，官府并不插手。鼓励发展也只是提供优惠，招集一些相关人家，组成社的形式。社由民间组成，建成之后官方监督。官府收税，并不直接插手。赚了入社的人家分钱，赔了也是他们自己负担。换用后世的话说，就是集体所的制。
会社经济在唐宋年间非常盛行。有所有的人一起出资、一起经营的，也有几人出资按股分红的，形式多种多样。这种经济形式，明清时期罕见，反而中国人不熟悉了。大的会社，有些类似于后世的股份公司，有的还会雇专门的管理。主管、掌柜，有一些就是真正的经营者，东家只管分钱。
规模大的，如果官府决定参与，都是由官府出资，派出官员看着，雇人经营。某种程度上，这类似于后世的国营工商业。不过这里除了官员外，没有编制，不是铁饭碗。除了是官府所有外，其余与一般的企业相差不大。而且根据需要，有时要完成政治任务。
此时的宋朝，一些大规模的工商业，由官府所有并不奇怪。以前的开封城里，制作军器，以及纺织制衣等等，都有大量工人，甚至有超过万人的。
对于古代的中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所有制的困扰。从官府的角度来说，只要赚钱，那由官府来掌握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只要是赚钱的，那由官府来赚比由商人来赚好。
几位知州见到供销社生意好，自然就在心里琢磨。现在正是费钱养兵的时候，只要有钱赚，当然不能放过。只是苦于地盘狭小，不像王宵猎占据几州。
走了几步，突然看见前面挨着几家店铺。两家面馆，三家酒馆，相隔不远。
席益对陈与义道：“这几家馆子看起来不小，可是襄阳府属下的？”
陈与义道：“知州所说不错，里面两家是府衙门的，还有三家是制置司属下。”
陈规道：“有什么不同？”
陈与义道：“王观察的习惯，什么行业都想仔细研究一番。便是喝酒吃饭也是如此。里面的两家面馆一家是卖的是削面，还有一家卖的是拉面。制置司属下有专人研究这些，找出做得好吃的做法。这两家面馆便是他们所开，生意兴隆。襄阳地方，还没有人学到他们的做法，开不起来。旁边那家大的酒馆也是制置司之下，专门卖大锅菜。就是一口大锅烧许多菜，分成一份一份来卖。制置司里，军中本来就是这样做饭，有专门人研究，别人岂做得过？是以生意好。另外的两家酒馆，一家是卖平常小菜的，还有一家是学着做大锅菜，襄阳府开的。”
众人觉得新奇，制置司的商业和府衙门竟然分开，不知有什么讲究。按说起来，襄阳府的钱不就是制置司的钱？何必分的清楚？
宋朝财政的特点，是财权高度集权。原则上来说，除了很少的钱粮，天下钱粮都总于朝廷。以前是由三司来管，后来归于户部。地方州县除了官员俸禄，其余几乎所有的钱粮都属于朝廷。每年都要大量运往京城，剩下不运的，称为系省钱粮，名义上一样是归于朝廷的。
地方的财权很少。州一级还有公使钱，用于官员开销。县一级连公使钱都没有，平时县官要吃点好的、招待客人，经常是命下面的吏人操办。吏人自己出钱，买鱼买肉。
有句话是三生不幸，知县附郭；三生作恶，附郭省城；恶贯满盈，附郭京城。有的人说，这写的是中国古代的情况。其实不是，这是清朝的情况，其他朝代并不如此。中国古代数千年之久，政治制度不知道改了多少次，很多事情不能用一句古代来概括。
宋朝由于州有公使钱，附廓县的知县、县尉等也可以使用，待遇比其他的县要好一点。
由于州县财权不大，王宵猎这里，是允许州县对制置司的工商业收税的。除此之外，还允许州县自己开办工业商业。当然一样交税，不过利润归于地方。
除了由于政治原因，官方开办工商业是要赚钱的。不能说办了店铺、工场，反而亏钱，那样怎么行呢？必须亏的，必然是政治原因，另外拨钱，与一般的工商业不同。
王宵猎不苛待官员，当然也不会苛待地方官员。所以允许他们办工商业，就是县里，也允许他们有公使钱。钱赚得多了，还可以分红。这些钱除非是特殊原因，制置司并不会收上去。
听了陈与义的解释，众人都称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