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北方旱灾问题，国府立刻召集政要和专家进行讨论，最终决定成立华北治灾委员会，由行政院长直接领导。
由于国府目前财政能力较强，北方在兵灾平定后休息一年，仓库中还有些余粮。因此专家建议以工代赈，从南方和国外收购粮食运往北方，借助运来粮食和存粮招募受灾严重地区的农民为工人，让他们去修建道路和水利灌溉工程。这样一方面缓解水荒，另一方面缓解粮荒，可谓是一石二鸟。
在治灾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铃的指挥下，大量粮食被通过航运和铁路运输调往北方，北方各省随即开始一系列工程。由于农村生活艰难，城市粮价受到外部输入粮食的平抑，许多饥饿农民选择涌入城市求得生路，西安等城市的外围很快铺起了一大片贫民窟。
1928年秋，旱灾仍在继续，秋粮种植遭到严重打击，灾荒情况进一步蔓延，旱灾之后又有蝗灾。河南、山东、陕西等省受灾最为严重，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农民开始持续外逃。国民政府并没有阻止农民逃荒，甚至还协助农民有组织的迁移。因为治灾委员会认为逃荒农民大多数是受灾地区的佃农贫农，如今背井离乡反而能减少家乡粮食压力。南方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工业发展迅速，城市中的工商和服务业岗位不断增多，许多灾区民众背井离乡前往南方城市讨口饭吃。
南方市民最初同情灾民遭遇，在治灾委员会主持募捐时也象征性捐了一两个子，但如今这些灾区贫民涌入城市，不仅破坏当地市容和治安，同时还以更加低廉的工资抢走了部分当地人的工作，导致市民对他们从同情转为厌恶，怒骂这些臭外地的来南京/上海/武汉要饭来了。
1929年春，灾情仍在持续，但肆虐范围有所减少，受灾最严重的陕西已经完全依赖外部粮食供给，其境内不断有农民逃荒。由于父母无法扶养儿童，大量的陕西孩童受到贩卖，婴儿被溺杀。媒体积极报道当地灾情，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同情。
民国的政界和商界名流率先捐款，包括东北的张学良也豪掷一笔，一时为世人所称赞。治灾委员会效仿美国孤儿列车，将部分陕西民众无力扶养的孩童送往东部接受收养。孩童中男性大多得到收养，女婴和女童许多无人问津，古月力主修建孤儿院扶养这些孩童长大。
1929年秋，北方除陕西外灾害形势开始好转，陕西一省既非财税大省，亦非工业基地，对民国经济影响不大，持续帮扶便可。然而就在治灾委员会在报纸上宣传灾情好转，两年来政府通过以工代政修建大量水利设施政绩斐然的同时，厄运接踵而至。
1929年10月，纽约股市崩盘，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危机随即传递至世界各国，由于美国消费能力下降，中国和日本的对外轻工业出口严重下跌，一时间大量工厂裁员或倒闭，无数工人失业，人均收入骤降之下带动其它城市产业一同崩盘，政府收入也随之锐减。工人开始举行各种示威活动抗议老板裁员，劳资冲突日益尖锐，流血事件不断。至1930年，经济危机已经完全传导到中国。
国府紧急召开经济会议，整理了一系列应对大萧条的解决法案。古月在会议上提出了中国目前经济问题主要是市场需求的严重不足，而外需长期来看只会持续下跌，国府需要加大政府投资拉动内需。
经济部长兼央行行长宋子文没好气地指出这些年由于国府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日常赤字，债务规模不减反增，看在民国GNP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的份子上，债务占经济体量的比例还算是减少的。但如今民国经济危机，GNP和财政收入显而易见要大跌，连能否偿还现有债务都成了问题，更别说加大投资了。
古月表示不要慌，无非是筹借更多贷款，给我三年，还你一个比战前还强大的民国。政要中以左.派为主，他们趋向于保就业和民生而非财政，再加上党内对小胡能力的高度信任，因此通过了古月的意见。宋子文气的要辞职，古月表示你别急，随即向他展示了一些好东西。宋子文一时间大惊失色，对古月所展示之文件是半信半疑，暂时放弃了辞职的念头。
国府随即以包括税收在内的多项资源作为担保物发行公债，从社会面广泛募集资金，同时还想海外大举借款。国府本对海外借款没有太大信心，没想到居然真的有人用美元认购一大笔国府债券。宋子文看到债券真卖出去了，也多了一份信心。
中国央行这个时候其实是发行法币的，还有专门的货币法，法币的面额与国府官方铸造的银元挂钩。但你拿这玩意去找央行并不能换成银元，它最大的法律保障是对政府具备法偿性，税务部门不得拒绝纳税者使用法币交税，因此法币就相当于税收抵扣券了。
目前法币的发行量和所占国内流通货币份额都有限，绝大多数人不愿意接受法币支付，因此发行困难，信用还在逐年增强。想在银元占主流的前提下通过大规模发行法币筹集资金和实现货币贬值显然不现实，国府也就没有尝试借机滥发法币。
国府随即通过工业振兴方案，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