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楼的西面位置，有供顾客歇脚的一排座位。圆凳被漆成童趣的番茄颜色，圆溜溜的形状，表面光滑坚硬，像是大号孩童玩具。
晓冬每日雷打不动地来这排座位坐下，然后仰着头，盯着八楼的某处看得入神。这排座位对她而言是最佳观看位置，商场是中间空心的大梨子，里面建有缓缓滚动的扶梯。光线穿过商场的玻璃顶折射下来，一列列扶梯在通亮的阳光中交错来往，有条不紊地运行着。
她对这个地方已经熟悉极了，哪里有摄像头、哪里没有，她一清二楚。
自从爸爸出事后，她很少去学校了。之前她一直呆在医院照顾爸爸，度过危险期不久，姨妈姨夫把本就不够用的赔偿金拿走大半，现在彻底消失不见，也许已经离开旧京了。他们发信息说，当初多亏了他们去那里闹，否则一个子儿都拿不到的。现在分走一部分，他们无愧于任何人。
校服口袋里的金属碰在一起时，会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每次出声，她都会小心地捏紧钥匙和硬币。她的手攥得很用力，右手从没从口袋里拿出来过。她很怕别人因这声音注意到她，然后问她好好的学生不上学，怎么天天在商场里晃荡。
学校里的老师知道她家的事，她说她要休学，在家照顾爸爸。学校说给她减免学杂费，但是她还是不肯回去。
晓冬有手机，是一款用旧了的二手杂牌智能机，特别无聊的时候，她会把手机拿出来看新闻，在新闻里四处找鸣山艺术馆的事。
他们运营自己的社交账号，每天都会发布新消息，能搜到的都是一些看起来很高雅很文明的展览信息。
爸爸的事上过新闻。大意是农民工意外受伤，艺术馆勇于承担责任。她不知道能红的新闻有什么要素，有一段时间，这个新闻被人讨论过，网民的同情之声和有识之士的质问并存在一起，商场的施工注意事项呢？保险呢？怎么会让人爬楼梯的时候摔下来？
不久之后，重心产生了偏移。有人以知情人的身份爆料，这个农民工因为爱酒贪杯，出过大纰漏，其实已经被施工队开除了。这次给艺术馆工作是他的个人行为，是为了表现给施工队看，看他做事尽心尽力。他觉得抢着干这个活儿就能亡羊补牢，跟公司再续约，所以哪怕不拿钱也要干这个事儿。这个人自己没有做好安全措施，一个人非要背着重物上楼，意外就发生了。
后来就没人同情爸爸的了，他们说，人穷，就容易愚蠢、自作聪明，就容易又懒又坏，利用别人的同情心，就容易不守规矩，喝酒误事。做错事就是做错事，别人没有义务来买单。
晓冬一条一条阅读这些评论，几乎每一条都看过。再后来，连骂的人都没有了，爸爸的事成了死水，一点风浪都不起了。
她仰着头向上看，看得太专心的时候，嘴巴会微微张开。她是十七岁的职校女生，带着一脸的蠢相。
这个世界很大，她的年纪太小，有过多的事是她无法理解的。比如说，为什么会有人上网自称他认识爸爸，然后编出这么多像真的一样的假话。一样的假话被发了很多遍就能成真的，他们在不同的新闻号底下反复发。
她爸爸不抽烟也不喝酒，这些东西要花钱。他要养孩子，养家，没有尽情喝酒的功夫。
穿着校服的女孩握着手机呆坐在那里。
她等待的那一天来得很突然，她看到有人进去了。他们有三四个人，都围着中间那个男人，他身材矮胖，五官粗重，一副派头很大的样子。
晓冬无声无息地走上电梯，站在艺术馆的门口等着。她已经等了很久，今天等到他们出来就可以了。
鸣山艺术馆的馆长结束视察时，和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孩擦肩而过。口罩盖住她的大半张脸，她跟在他身后低低地说话：“你们为什么要在网上说我爸爸的坏话？”
他有些不解地回头，女孩追上来，又问：“为什么要说我爸爸是酒鬼？”她的声音大了一点，带着一丝不为人知的颤抖。
今天只是来要个说法，她一开始是那么想的。
但是没人给她一个说法。
馆长的随从小声交流几句，对了个眼神，然后向她挥手，“快回去，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他们都是一些富有社会经验的成年人，对待受伤工人的家属，尤其还是个小孩子，他们不想和她多计较。
“我爸爸的脑袋摔伤了，腿也摔断了，你们只给了他六万块，可是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一天一万块，”她快步跟上他们，呼吸急促，语速也变得越来越快。
一个戴着眼镜的女性停下步子，她柔声说道：“小妹妹，你爸爸的工程队没有给他办保险，这是怪不了我们的。”
“那为什么不让他进电梯，或是用扶梯，为什么要他一步一步走上来？”晓冬像个执拗至极的愚笨学生，反复问一些说过的话。她跌跌撞撞追着人跑，来回问着这几个问题。
直到一个壮实的中年男子不耐烦地推开了她，她一直试图去挡他们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