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武低声说：“我是老小，你两人决定，我听你们的。”张香玲沉默不语，扭过头悄悄地抹眼泪。大厅里人流如织，空气中弥漫着各种药品和消毒水的味道，医生护士和来医院就诊的人来去匆匆，偶尔有病人蹒跚着从他们身边经过。佩戴着扩音器的值班护士，耐心地一遍遍地回答者患者和家属的询问，墙上大屏幕候诊人的名字闪烁，广播不时呼叫着就诊人的名字，惨白的灯光照在这三位农村中年人身上，他们表情凝重，气氛莫名的悲伤。最后，三人经过商议一致同意先住院治疗，一切听医生的。医院是一只吞金兽，千辛万苦挣的钱，在这里就像失控的自来水的水龙头，只要打开就哗哗的流。住院一个星期，大洋马的药费加上各种检查，就花掉一万八千多块钱。经过几天的治疗，她的咳嗽明显的减轻，呼吸比在家里畅快了，她那布满老年斑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心情也好多了。这几年农村在医疗方面实施了新农合政策，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基本的医疗保障，它的性质上接近于医保，后来新农合又与乡镇医保并轨，统一为“城乡医保制度”，农民和城市居民在疾病治疗方面不再有任何差异。大洋马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她住院缴费直接走新农合，按比例减免一大笔费用，这让三姐弟长舒一口气。张香玲嫁到了献城，老公是公交车司机，工资一个月三千多。她自己开了一间小超市，经营烟酒糖茶日常百货，夫妻两人养活两个孩子和公婆，日子过的马马虎虎不算富裕。此番老娘重病，医院规定陪护只留一人，并且给陪护发一胸牌儿，相当于出入证，陪护不得随意更换，病人是先由张香玲来照顾，几天后张立武两弟兄接牌儿轮流替换。生病之前大洋马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她经常去柳叶镇的收菜站，帮忙理菜摘菜，每天会有几十块钱的收入进账，再加上农民每月国家发放的150元，手里有三万多块钱的存款。大洋马住院后，有关住院费的事儿，她一言不发，全部由三姐弟共同承担。一天趁病房没人，她悄悄地把自己的存折密码告诉了李香玲，还特意叮嘱不要让张立文两兄弟知道。每次缴纳医药费，张香玲都会先给张立文打电话，告诉他医院通知缴费了，然后张立文再找张立武，护士长三催五催他们才交个三千两千，拖拖拉拉的从来不主动，护士长对此很不悦。住院二十多天后，大洋马的主治医师来病房查房，悄悄地告诉张立文，说老太太的病已经错过了手术治疗期，目前医院对肺癌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建议保守治疗来维持现状。委婉的说她继续住院意义不大，不过可以试一下靶向药，但是药物价格很高，普通家庭难以为继。几天之后，张立武三人带着母亲出院了，张立文的老婆钱玉芳，逢人便说老太太的病是无底洞，花钱是浪费，到时候还是人财两空。钱玉芳经常在街上指桑骂槐，明里暗里指责家里的老人吃里扒外，宁可把钱给外姓人，对自己的亲儿子处处设防。以后老太太再看病，反正她家不出钱。可是李盈盈于心不忍，坚持给老太太在一家私人诊所购买靶向药，费用三人均摊，钱玉芳为此和张立文多次发生争执。有一次两人竟然吵到大洋马面前，瘦的皮包骨的老太太一句话不敢说，默默地流泪。一年后，老人离开了这个世界，去了没有病痛的地方。因为是新冠疫情期间，为了避免人员聚集，引发不测，村委会要求一切从简，张立文他们没有通知亲戚朋友，和几位本家兄弟，草草地安葬了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