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没有说实话，他们故意隐瞒了一些细节，导致我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可你在实施暴力行为之前，有对报纸上的信息进行过求证吗？”
“没有，这应该是媒体的责任。”
“不对，媒体的责任是筛选信息、提供信息，他们只对信息的真实性负责。至于信息是否完整、是否有效，这还需要读者自行判断。”
“我怎么自行判断？我又不是警察，我没有那个渠道和手段去调查。”
“你没有能力调查案件，那你怎么有能力去审判和处罚呢？”
“我没有……”
“你怎么没有？在警方发布通报之前，你对案件进行了一审，判决上司有罪，并对他进行了辱骂攻击。在了解了案件真相之后，你对案件进行了二审，判决石非有罪，又对她进行了辱骂攻击。你难道不是在执行审判和处罚的权力吗？”
“那是因为媒体没有把事件的真相调查清楚就报道出来……”
“我刚才已经说了，媒体的责任在于揭露事件。你不是警察，记者也不是警察，你们都没有能力调查真相。可你身为读者，在没有确认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之前，就盲目地对当事人进行审判和处罚，你认为你真的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我是出于好心的……”
“出于好心办的坏事就可以被原谅吗？”
“……对。”
“你的意思是，犯罪动机对犯罪行为的判定是有影响的，对吗？”
吴帅直觉这似乎是个陷阱，可又想不通坑在哪里，只能犹豫着回答：“对。”
蒋书培快步走到律师席前拿起一张纸递给吴帅：“在石非案发生反转前，有人曾质疑，报道内容仅为受害者的一面之词，缺少施暴者的动机分析。你当时对此也进行了评论，可以请你把你的评论内容念给大家听一下吗？”
吴帅拿着纸的手微微颤抖，过了很久他才开口念道：“可不可以不要再要求完美受害者了？分析施暴者的动机是对受害者的侮辱！我才不在乎他的动机是什么，我只想看到他立刻去死。”
此言一出，天然看到陪审团成员的脸上个个写满了嫌恶，形势似乎更加糟糕了。
下一位询问的是辩方证人，蒋书培先提问。
“方主编，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撰写石非报道的经过吗？”
“可以。石非在三个月前通过我们的投稿渠道联系到我，向我讲述了她的经历，我对她的遭遇感到十分同情，所以写成了报道发表出来，只是我也没想到事情的真相会是那样。”
“你在撰写报道的过程中，有对石非提供的信息进行核实调查吗？”
“当然有。我找她要了双方的聊天记录和录音、视频等证据，但我不知道这些证据都是被她断章取义刻意剪辑后发过来的。”
“你有去她的公司实地走访调查过吗？”
“我去了她的公司，采访了她的一些同事，但因为职场性骚扰这种事毕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行为，所以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你有采访石非的上司本人吗？”
“没有。因为根据我的经验，施暴者一般是不会对记者实话实说的。而且我担心，万一被施暴者发现受害者找过媒体，反而可能为受害者招惹意想不到的麻烦。”
“你认为你的报道存在误导读者的嫌疑吗？”
“当然没有！我作为一名记者，我有我的职业操守，我认为我完全尽职尽责地完成了我的本职工作，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收集证据，并且核实了每一条证据的真实性。但是我的能力和职责范围是有限的，我只能做到遵守职业的要求去报道事件，不能保证调查出事件的真相。”
“好的，谢谢，我没有问题了。” 蒋书培回到位子上坐下。
陆政霖起身走到方楠面前：“方主编，请问你在报道发出之前，有预想过读者看到报道后的反应吗？”
“我想他们会和我一样，对石非的遭遇感到同情。”
“你有预料到他们会因为对石非的同情，而对她的上司实施网络暴力吗？”
“这个我没有料到，因为我不是会去实施网暴的人，所以我无法预料这些人的行为。”
“可你在半年前曾发表过一篇题为《浅谈网络暴力》的文章，上面写着‘近年来，网络暴力现象层出不穷，屡禁不止’。你知道现在网暴现象很普遍，你也知道自己在报道中把石非的上司写成了一个人人喊打的施暴者，你怎么会没有料到他会被网暴呢？你明知道网友可能的想法和行为，你还是选择把报道发布出来，是否说明，你其实是在借网友之手，执行审判和处罚的权力呢？”
“媒体揭露事件，在真相查明前，必然会引起一些争议，这是不可避免的……”
“怎么不可避免？如果你能等到警方查明真相之后再把事件报道出来，不就可以避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