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层层封锁，以保证这些饷银的安全。
每过一遍手，都要认真核对点验签收，有半点对不上，上一关的人都得全权负责。
以前崇祯时，朝廷向地方加派军饷，地方官趁机各种加派，什么火耗、运费，甚至耗上耗等等，本来一亩加征二分银，可能最后实际征了三四分甚至四五分，而最后缴到朝廷国库里的银子，反而不足数。
等朝廷又要挪用一些，最后调拔部份到军中，结果还没出京，就已经少了许多，被惯例分走了，有的是挪作他用，有的是公然减拔，还有许多直接就分了。
银子一级级下拔，雁过拔毛，不断的被挪用克扣，最后朝廷拔二百万两银子下去，到了前线军中，可能已经不到二十万两了。
最后底下军官们甚至还要克扣，于是真正到士兵手里的已经没几个钱了。
百姓负担了所有，甚至超额负担，结果钱没到军人手上。
这就是崇祯朝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征税不合理，没征到该征的人头上，全让无力承担的小老百姓过度承担了，然后征上来的钱被贪污腐败严重，最后钱没有几个落到了实处。
相比之下，御营要好的多。
归根到底，绍天朝廷行事，其实完全就是一个大号的军阀，在浙江台州起事，是皇帝一手拉起来的，从开始就摆脱了朝廷的那些框框架架，也摆脱了那些官僚集团的绑架。
说句简单点的，朝廷有专门的科道言官，就是都察院和六科，都察院是台官，主要是监督百官的，而六科的给事中，主要是握有封驳之权。
奏章由六部等经通政司交内阁拟票，然后呈送皇帝，再由司礼监批红，再交由内阁，内阁再交给六科。
六科审核同意后再抄送六部等执行。
在这个程序里，六科掌握的权力其实就相当于唐朝三省六部制里的门下省的大权，他们对皇帝的旨意，有封驳权，就是如果觉得不对，可以驳回，拒不下发执行。
得改。
改了还不行，仍驳回。
这个权力很大，因为是直接对圣旨的封驳权，而明代一直以来的内阁票拟、司礼监朱批的这套办事模式，其实是代行天子的决策权。
正因六科权力大，所以明朝末年的党争里，这些六七品的给事中，却总是能够纵横朝堂之中，搅风搅雨。
连皇帝都奈何不了这些人。
因为他们是科道官，是谏臣，更因为他们手里握着封驳权，一言不和，就跟皇帝玩封驳，皇权都被大大制约着，这些人再搞起党争，那就更让皇帝都头痛。
可是在绍天朝，完全就不一样了。
朱以海处处都把持大权，比如说最重要的决策权力，表面上还是内阁和司礼监，他们仍掌有票拟和批红权，可实际上真正的中枢决策权，是朱以海亲自决策，他搞了个总理处，招来一些心腹大臣授予头衔，大事跟他们商议决策，然后总理处可以直接起草诏令，并向内阁六部等传旨。
这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唐宋时的政事堂，相当于中书门下，相当于中书舍人的草诏权，决策草诏都握在了手里，内阁和司礼监其实已经被架空了，皇帝的权力空前集中。
六科虽然还在，但朱以海同样规定，总理处根据皇帝旨意草拟诏书，可以直接下达六部诸司和各省地方、军队等，等于是完全不用经六科封驳了。
他们没权封驳由总理处发出的旨意。
六科言官们失去了最重要的封驳权，那就再没有了制约皇权，敢跟皇帝说硬气话的资本了。
六科现在只能盯着内阁、六部的执行。
再加上皇帝直接掌握着自己一手建立的御营亲军，所以过前大明百官们屡试不爽的那套绑架朝廷，绑架皇帝的办法，在朱以海这里彻底不得行了。
就好比各地的税赋，传统的田赋、丁银仍由地方官府征收，但工商税关税以及厘捐这些，已经由专门的税务厅征收。
在各省新增设了税务厅，各府设税务局，县设税务房等，条条和块块的区别。
他们甚至还有专属的税警。
这相当于以前盐法道、督粮道、水利道等改变而来，过去分守分巡兵备海防诸道，直接改为了分巡一道，提高等级，加强权力，使之成为管理数府的小巡抚，完全在知府之上。
而原来的一些其它的杂道，则整编成各种专门的厅，直接隶属于巡抚，垂直分管府县的专业事务。
地方官员，在税务这块，只能直接征收管理田赋地丁银，其它的税务由税务厅直接管理征收，形成了地税和国税两套系统。
地方官征收的税务，部份留存使用，部份起运上缴。
而国税部份，各地税务厅直接管辖征收，有税察营强力保证，所征缴的税收也不过地方手，直接起运，甚至特殊的关税、厘金这块，还是由军队直接代征收的。
这些都使的地方官府对税的插手能力减弱，税赋钱财都不过他们手，想贪也难。
而税务厅局，属于各省特别派出衙门，管理上垂直管理，相应的比原来各地府县征收的情况要好很多。
这些税征收、上缴，然后调拔，发放，都与过去是不同的一套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