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听传闻当年登莱之乱，谢三宾做为巡按，勾结太监高起潜一起私分了叛军百万抄掠赃银，还以为只是民间传说，现在看来，这些都是真的了。”
谢氏天赐园中，旗手营团团包围，任何人不许出入。
几百人马开始地毯氏的抄家搜检，收获巨丰。
仅仅半天时间，就从谢家的秘密地窖里起出了三万两黄金，以及十六万多两白银，另外铜钱、洋银等也很多。
钱肃乐等人看到抄出来的谢氏家财也不禁惊叹，虽同城乡邻，知道谢氏是宁波首富，可谁知道藏了这么多金银。
此时大明乱世，黄金非常值钱，一金起码能换十六两银，达到一个高价顶峰，也就是一两金子能换一斤银。
而银子也很值钱，崇祯即位后，造崇祯通宝，且越造越薄，一钱不足两克，且南方的钱更轻，官方规定，北钱六十三文折银一钱，南钱一百文折钱一钱，但实际上这些薄钱在市场上可不被认可，基本上南钱两千文才能兑一两银子。
朝廷缺铜少钱，于是铸造的铜钱越来越薄，却还定下不符合价值的兑换比例，百姓当然也不傻，于是市场上劣币驱除良币，有钱的豪绅地主们开始大量藏银，藏金，市面上反倒都是薄钱、假钱等盛行。
三万两黄金，按时价，值四十八万两银子，再加上那十六万多两的白银，这就是六十四万啊。
浙江一省一年的田赋总额不过一百一十四万多两白银啊。
“谢三宾居然拥有二十四万多亩田地？”朱以海看到抄出来的一本田地账簿，惊讶的都出了声。
钱肃乐等身为本地乡绅，其实也都是地主，对这个倒是了解些实情的，便跟朱以海解释。
“这些地多是投献的。”
一听到投献二字，朱以海回过味来。
明代瑶役之重，超过税粮，对百姓是一个极大的负担。
但王府和勋贵的田庄却享有优免权，一旦成为他们的庄佃，就可以荫蔽其下，免充国家差役。于是许多农民，甚至是小地主都主动投献权贵。
而权贵们为了吸引投献，主动以低于国家田赋的数额来征收籽粒粮。
说白了，就是百姓带着自己的田投靠王公贵族，这地名面上白送给王公了，甚至自己去做奴仆，户口就不在国家账上，也不用充当瑶役了。但实际上这个地还是自己在种，只是把原本该给国家交的田赋，改成给王公们交租，而王公们为了吸引人来投献，把这租定的比朝廷的税低。
这样一来，农民既不用承担瑶役，田地产出上交的还少了，留存的多了，生活也就提高了。
对权贵们来说，通过这样的手段，凭白兼并了许多田地，再仗着自己的特权，优免税赋，更是平白又得地又收粮。
唯有国家才是里外都亏的。
相比起王公勋贵，官员在大明也是特权阶级，户籍上是官户，经济上则是按品阶定额优免，现任官员悉免其瑶役，致仕官终身无所有，考中秀才除本身免除外，还能户内优免二丁。
在万历三十八年颁布的优免则例中规定，现任京官一品免田一万亩，以下递减至八品，免田两千七百亩，外官减半，致仕乡官免本品十之六，生员，监生八十亩。
本来国初的优免只是免瑶役，但事实上到了明中期开始，已经是役粮俱免。而到了中后期开始，官绅们更是无视国家法律，冲破界限，基本上就成了全额优免。
田连阡陌而不任分毫瑶役，甚至不仅官户本身如此，连依附于他们的佃户丛仆，疏属远亲，也都无一手一足应公家之役，无一钱一粒充应役之劳。
于是官户便成了逃避国家税赋瑶役的保护伞，各种名目的什么渊薮，投献、诡寄、分花、寄庄等层出不穷。
投害早就被称为国家三害之一，但这涉及到所有官绅和权贵阶级，因此不但没有半点改变，反而越演越烈。
谢三宾的这二十四万多亩地，真正他家自己的地不多，可能也就两成左右，其中还有部份是仗着官职权势，巧取豪夺来的，比如遇灾年，放高利贷，然后逼债收田等。
更多的都几乎是投献或寄庄等。
“谢家仅宁波一地，每年收租谷就达一万三千多石，敛银九千八百两。另外，谢家还拥有众多织机织妇，纺织求利······”
这不仅是个官僚地主，还是个资本家了。
大明为什么亡，很大部份原因就是财政先崩溃了，而国家财政为什么崩，说到底还是那群官僚集团们，他们表面满嘴仁义道德，可私底下不仅巧取豪夺，甚至还通过投献等方式，兼并田地，垄断工商。
朝廷但凡敢说一句开海贸易，他们就说取祸之道。敢要征收工商税，开矿税，他们就要闹的满城风雨鸡犬不宁，本质上就是他们侵占了本属国家的利益，不肯放手罢了。
大明不开海，不对外贸易，难道民间就没有了？
仍然与洋人贸易，只是没有明着来，而是通过澳门甚至沿海的诸岛走私岛跟他们交易，而这种交易，完全不用给朝廷交一分税银。
甚至民间商人们敢私自参与想分一杯羹，还会被他们定为海贼，联手围剿。
这就是血淋淋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