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美云那天抵达北京以后并没回家,而是按照记忆里的位置，找去了大姐在太平里胡同的住处。 北京的夏天依旧炎热，太阳明晃晃地高悬在天上。 她提着行李,满头大汗地来到四合院门口时，听到了院儿里的笑语喧阗。 姐姐家的小屋外还摆了两桌席面。 这种异乎寻常的热闹，让她谨慎地收回了迈进大门的脚步。 她离开北京之前的那几l年，对海外关系排查得很严，她不想给姐姐姐夫惹麻烦，便像个寻常路人一般,转去了胡同拐角，竖着耳朵听院子里的动静。 好像是姐姐的儿子考上了大学,街坊们都在恭维她教子有方。 姐姐则高声大嗓地跟街坊们聊天,说着“都是孩子自己努力”之类的客套话。 话语里的喜悦，连她这个站在墙外的人都能感受得到。 她那天在胡同里徘徊了一个多钟头，原打算等酒席结束后请个陌生人进去帮忙喊人。 然后姐妹俩偷偷在外面见上一面。 可她却在胡同里撞见了从酒席上提前离开的狄家老二。 从狄老二那里，郭美云终于得到了确切消息，考上大学的是姐姐家的老五，也就是她拼死生下的胖胖。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她心里既骄傲又失落。 她敢再次踏上这片土地,甚至还敢约姐姐见面，是因为她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国内的教育资源有限，早在她去港岛前,高考就停止了。 若是胖胖不能在国内接受良好的教育，她可以带胖胖出国！ 可是，孩子凭着自己的本事考上了大学，她就再没理由将孩子带走了。 狄二哥向她介绍了老狄家这些年的情况，姐夫去世了,姐姐一个人拉扯六个孩子。 胖胖是举全家之力供出来的大学生。 有了这个大学生，老狄家翻身就指日可待了。 这番话，郭美云是相信的。 她当年是全公社唯一的大学生，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提起她时，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她爸就是个种地的农民，她妈从事的工作被很多人称为下九流。 可是，她成为大学生以后，就是准国家干部或科学家。 这让她爸妈在公社里得到了生产队长的同等待遇。 村里要是有什么最新决议，队长也会跑来征询她家的意见。 一个大学生能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带来什么，郭美云再清楚不过了。 西方媒体很少报道内地的情况，即便有，也多是负面的。 就像这次的里昂国际博览会，虽然有个北京馆，但除了人民日报法语版进行了报道，其他本地报纸上都看不到北京代表团的影子。 内地改革开放的消息，是她偶然从一个公费留学生那里听来的。 按照他的说法，内地改革开放四年了，有些华侨可以在沿海 地区投资。 当时没有计算机，没有互联网，西方报纸又对改革开放三缄其口，她能收集到的消息都是同胞之间口口相传的。 所以，当狄二哥说，她的存在会影响胖胖的大学录取结果时，她心里既惊惧又怀疑。 不是已经放开了吗？ 还欢迎华侨回国投资，那在录取大学生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忌讳海外关系？ 狄二哥给出的理由是，“政策反反复复的，谁说得准呢！” 她那天没能跟姐姐见面，回到酒店就找来各种报纸翻看。 还操着一口京腔，往录取胖胖的那所大学打了电话，询问他们录取学生时，是否会有政审。 然后，她就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那所学校是部委直属高校，毕业生会充实到外贸战线和外交战线，重要性可想而知。 她如果一意孤行上门相认，很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前途。 而且她那时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新闻，有人在家里组织私人舞会，跳摇摆舞，在严打时被判流氓罪，枪毙了。 这则新闻让她彻底相信了狄二哥的话。 那年她在北京呆了一个礼拜。 回村里远远眺望了自家的红砖房，瞧见了劳作的父母和乡亲们。 还避开村民跑去坟场，找到了自己的坟头。 亲眼见到坟头的那一刻，她才真切地意识到，郭美云在这里已经彻底消失了。 她无家可归。 此外，她更多的时间是在胡同里游荡，偶尔能见到大姐家的几l个孩子。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