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厂。
“别看他们现在逍遥，将来有的是吃苦的时候。”再过些年就是大下岗了，李未敢保证，现如今吊儿郎当这些人绝大多数都要被迫走向社会，但愿他们那时候还能笑得出来。
“你没来的时候，我去拜访了杜老，在他哪儿看到了一组数据，去年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大关，从业人数也超过了一个亿，实现李润265.3亿，首次超过国营企业的246亿；同时，乡镇企业的总体利润率为百分之五点六，同样超过了国营企业的百分之二点六，不知道明天开会的时候，何部长会不会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而他自己又到底是该高兴还是担心？”李未报出一串数字。
“是啊，好消息肯定是好消息，这说明乡镇企成绩突出吗！”但是联想到最近报纸上姓社姓资的争论，刘永好也未免有些担心，国家究竟会如何看待乡镇企业的崛起？是欣慰还是警惕？
到了晚上，鲁冠球也来了，李未说起了白天的事情，鲁冠球却显得很乐观，“为啥要改革？不就是因为原来那一套不管用了么？而我们乡镇企业的成功既然已经证明了改革是有效的，那完全没有道理再走回头路吗？”
“现在利润超过国有企业还只是开始，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等2000年的时候，乡镇企业不管是总产值还是利润，都会远远超过国有企业！我们也不害怕国有企业继续改革跟我们竞争，‘老虎出山好，猴子照样跳’！”他还用了一句顺口熘，老虎自然是那些国有企业，而猴子就是乡镇企业了。
老虎再厉害，遇到猴子也没有太多好办法，他在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和国有企业竞争的信心。
“现在很多小型国有企业都过不下去，又该咋办？”刘永好问道，他说话的时候有些羡慕，鲁冠球有这样的底气是因为浙江那边改革远比四川要深入，万向的经营环境因此也要比希望好得多。
后世有一个段子，说得就是不同地区的营商环境，有三位不同地区、同样负责民营企业管理的单位领导到一起开会，浙江的领导讲话时说，“我服务的那些企业......”
山东的领导说，“我负责的那些企业......”
东北的领导则是，“我管的那些企业......”
三个不同的词汇体现了三种不同的态度，这三个不同地方的营商氛围也因此可见一斑；对此，李未是亲身体会过的，在特区、在上海、在浙江、在陕西、在山东、在东北开设分厂的时候，效率截然不同。
“还能咋办？照我说还不如学特区，卖了算了！留给国家，国家还得不停地拨款补贴，卖了不仅能甩掉包袱，还能得到一笔财政收入！”鲁冠球早就想过这个问题了。
去年四月份，特区逐渐开始将一些效益不好的企业出售给外商，从而甩掉了这些包袱，从去年到现在特区一共出售了四十多家企业，节省了大量不必要的拨款，李未也让新世纪买了一些有一定潜力的企业。
和其它外商一样，新世纪在收购企业的时候，也不愿意要那些老员工，一来这些人身上多多少少都染上了一些坏习惯；二来么，从管理的角度出发，员工来源太过单一不利于管理。
所以这些人就失业了，他们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下岗工人，只是现如今还没有出现下岗这个词罢了；好在特区机会多，只要愿意干，他们总能找到新工作，所以没出现太大问题。
其实后世也一样，为啥江浙福建广东沿海一代的下岗问题不严重呢？就是因为这里经济相对发达，政府有能力提供补偿，工人们也容易找到新工作；东北下岗职工最惨，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东北民营经济不够活跃，国营企业比重过大，一下把这么多工人推向市场，根本就消化不了。
“我们浙江也开始学着做了，娃哈哈你们晓得吧？宗老板搞得，这几年发展一直不错，现在他想扩大经营，而市里面的第四罐头厂快活不下去了，所以市里面就想让他兼并第四罐头厂，这样娃哈哈有了扩张的空间，第四罐头厂也能重获新生！”鲁冠球举了个例子。
有一个大老登上了历史舞台，李未心里暗暗感慨，宗庆后的小鱼吃大鱼的确存在着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但整体而言还是有益的，因为第四罐头厂留在政府只能一步步贬值，最终破产，而到了他手里则可以创造新的利润。
然而并不是所有小鱼吃大鱼都能如此，更多地则是吃干抹净然后把企业变卖一空走人。
“我们四川现在还不得行。”刘永好就更羡慕了，要是有这样的机会，他肯定会兼并一堆小饲料厂，这比自己重新兴建方便地多，“我们四川是让效益比较好的国有企业兼并亏损企业，然后政府给优惠和政策扶持！”
“这种办法不得行！迟早会把那些原本还不错的企业拖垮，万宝不就是这样垮的么？”李未摇头道，邓韶深现在都跑路了。
同样是兼并为啥宗庆后可以，国有企业兼并同行就不行呢？关键就在于选择权，宗庆后可以答应兼并第四罐头厂也可以选择不答应，而国有企业受上级制约，说让他们兼并那家企业，不管那些企业是什么歪瓜裂枣他们都得吃下，吃多了自然消化不良。
而且宗庆后在兼并第四罐头厂后享有完全的人事权和财权，可以解决那些不服从管理的员工，国有企业领导却不行，被兼并的企业职工不服从管理，处理起来非常麻烦。
三个人聊到夜深方才各自睡去，醒来后去会场签到，连续开了好几天会，会议结束之后李未正准备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