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的德国曾经多次调和中日，以避免盟国日本陷入中日战争泥潭，难以对苏联进行有效的军事制约。其中的详细内容过程就由我缓缓道来。
根据德国外交部档案，1937年10月下旬，希特勒密令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向日本外相广田探询日本所希望的中日和平条件。
当时上海淞沪会战还未结束，上海尚未完全陷落，日军在上海作战伤亡重大，广田提出了四个条件：(1)中国承认“满洲国”;(2)华北特殊化;(3)中日共同防共;(4)中日经济提携。
10月30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奉命拜访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次长陈介，劝告中国政府与日本讲和，并表示德国愿意居间调停。他还威胁地说：“九国公约国会议不会产生有利于中国的结果，而中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乃是大错特错，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改变这个政策。”
11月3日，也就是日军在金山卫登陆的前两天，狄克逊再度会晤广田时，广田因日军在上海作已占优势而增加了内蒙自治、华北建立非军事区、以亲日派为华北行政长官的三个条件。
陶德曼奉命将这些条件传达给了蒋介石。蒋对德国出任调停表示感谢，并且反问陶德曼对此有何意见。陶德曼这些条件可以作为中日谈判的基础。蒋介石向陶德曼讲了一句真心话：“如果接受日本的这些条件，中国政府必将无以立足，而共产党起而当政，对日本也是不利的。”
稍停，蒋介石又作了补充说明：“目前九国的公约国正在比利时开会，可望觅取和平途径，暂时难于正式承认日本的要求。”陶德曼对蒋的答复非常不满。与此同时，希特勒还通过德国顾问福根，用蒋的话反对来威胁蒋说：“如果战争拖延下去，中国经济一定会崩溃，共产党一定会取国民党的政权而代之。”
以上情况，说明蒋介石在事实上可以默认放弃东北领土和华北主权，只要不用公开的条约形式公布出来。而德国热心于调停中日战争，根本不是帮助中国，而是为它的盟国日本釜底抽薪，压迫中国投降。
九国公约国会议从11月3日开到11月5日，仅仅通过了一项空洞无物的决议：谴责日本企图以武力改变中国现状的政策。日本对此视若无睹，在占领上海后，继续向南京进攻。11月28日，陶德曼在上海建议再作一次中日和平的努力。12月1日，德国外长牛赖特劝告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中国已无法转败为胜，而时间对中国不利。”
十分明显，此时德国加紧调停的步骤，目的在于配合日本速战速决的方针，帮助日本拔出泥足，以便共同对苏作战。在日本军事逼降和德国外交诱降双管齐下的局势下，蒋介石动摇得非常厉害，他主张“坚守”南京不是为了战略上的需要，而是等待陶德曼到南京来再作一次调停中日战争的努力。
12月2日，陶德曼在外交次长徐谟的陪同下由上海到了南京。为了推卸卖国投降的责任，蒋介石召集国民党高级将领会议，叫徐谟列席，报告昨天陶德曼所转达的日本的条件。
当时参加会的高级将领，揣摹蒋的意旨，赞成以日本所提条件为进行和谈的基础。会后蒋接见了陶德曼，向他提出三点：一、以日本建议为和谈的基础;二、保持华北领土主权之完整;三、和谈中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已成的协定。
蒋介石怀疑“日本人说话不算数”，希望德国在和谈中作双方的公证人。陶德曼表示德国只能在幕后活动，不便公开参加谈判。他特别强调必须反 共。蒋介石请德国转达日本政府，中日举行和谈时日本政府对于所提的条件，必须绝对保密。由于日本陆军派军人自恃武力，没有等待德国调停成熟，继续向南京进兵，12月5日蒋匆匆离开南京，13日南京陷落，德国的第二次调停遂告停顿。
12月6日，蒋在汉口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再叫徐谟将陶德曼的调停经过在会上汇报。德国外交部也将国民党政府的意见电达驻日大使狄克逊，叫他转告日本外相广田。广田声称，须征求军部的意见，才能作出回答，但根据估计，日本在南京得手之后，恐难按照一个月以前所提的条件进行谈判。狄克逊劝告说：“蒋介石如果超过所能承认的限度接受条件，他的政府必将倒台，而蒋介石政府倒台，中日战争必将持久，对日本有所不利。”
随后广田回答狄克逊，日本改提条件如下：一、中日“满”三国合作防共;二、华北特殊化，并将特殊化范围扩大到内蒙及上海附近的非军事区;三、中日“满”三国成立经济合作协定;四、中国赔偿日本战费。
广田附带声明，中日进行和谈的程序如下，蒋介石先表明坚决反 共的态度，然后派代表至日本政府所指定之地点，并由德国元首建议中日直接谈判，日本表示可以接受;日本必须在和约成立后始能停止军事行动。狄克逊认为，这些条件，中国恐难于接受。广田一口咬定：“这些条件已由内阁决定，上奏天皇批准，此外就没有其他方案了。”
南京失陷后不久，陶德曼又到汉口会见了蒋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