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明末清初最具争议的历史人物。有人说他是清军入关的罪魁祸首，也有人说他是镇守山海关的定海神针，但在绝多大数人看来，吴三桂无论是出于何种缘由，其投靠多尔衮、洞开山海关大门引满清入关，最后心甘情愿沦落为满清鹰犬充当起了平南的先锋，绞死南明永历帝，吴三桂的劣迹斑斑伴随着历史的尘埃落定早有定论。
然而，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民族败类，为了荣华富贵以满身带血的屠刀踩着汉族同胞的累累白骨，最后居然还打起了“兴明讨虏”的大旗，寡廉鲜耻地发起了反清之役，最终却又因擅自称帝，落得了个满门诛杀的悲惨结局。以儒家教义宣扬的“仁义礼智信”的观点来看，吴三桂的毕生真可谓诠释了什么叫“人不要脸天诛地灭”和“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道理。
客观的来讲，作为清军入关的头号功臣，清廷给予吴三桂的待遇还是很不错的。清定都北京后，吴三桂被封为平西王，此后吴三桂趁热打铁一路率关宁铁骑南下剿灭各种反清势力，并迫使缅甸交出南明永历帝朱由榔，亲手勒死了大明最后的希望。
满清朝廷也没有亏待吴三桂，在其充当马前卒荡平大半个南中国后，清廷下诏吴三桂镇守云南，委其开藩设府，统辖云南军政大权，后因吴三桂擒杀南明桂王，朝廷又任其兼辖贵州，晋爵亲王，并加封太子太保，此时的吴三桂权势熏天，宛如割据西南的土皇帝。
可以说彼时的吴三桂面对清廷的优渥已经达到了人生的巅峰，那么他为何要选择造反呢?
其实，清廷自入关伊始对汉人还是心存忌惮的，毕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特别是对于拥兵自重的汉人武装，满清朝廷更不可能毫无防备之心。
清廷表面虽然上对吴三桂封官加爵，但当军力日益雄厚的吴三桂剿灭李自成部后不久，吴三桂被擢令“出镇锦州”，吴三桂在剿灭李自成部期间也与南明残余势力暗通款曲，对于这一切双方可以说心知肚明，吴三桂也自然明白朝廷的用意，不再高喊“复君父之仇”，而是见风转舵“矢忠新朝”，并大肆血腥镇压抗清义士和南明余孽。
只不过满清入关不久人心未定、天下未安，清廷还需依仗吴三桂这条“地头蛇”继续为其效力，而吴三桂也得倚靠军功换取清廷的优渥，因此，从满清入关到康熙前的这段岁月里，两者表面相安无事，背地实则暗流涌动。
康熙皇帝执掌大清江山后，面对三藩尾大不掉日益耗费国家钱粮的情况下，犹豫不决的康熙皇帝组织召开了多次御前会议，听取了皇室各大重臣的关于撤藩的意见，经过多次朝会清廷内部仍旧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其实对于康熙来说，对于撤藩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关乎大清国运的重大决策，就连康熙本人都没有思虑成熟，否则他就不会频繁密集的召开撤藩会议，而越是高度机密的决策政令，参与的人自然越少越好，否则，国家危矣!然而由于康熙大张旗鼓的举动，撤藩的音讯早已传入吴三桂的耳中。吴三桂被逼反清已经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实。
1673年11月21日，吴三桂高举“兴明讨虏”的旗帜兵分三路挥师北上，关宁铁骑一路势如破竹直捣长江以南，各地汉人闻风而动纷纷响应，云南、贵州、湖南、四川四省相继在不到三个月内落入平西王之手。
此时风头正盛的吴三桂部已攻取长江南岸的松滋，对面的贯通“七省通衢”的荆州重镇更是指日可下，而长江以北的清军此时尚未完成集结，康熙皇帝也被吴三桂突如其来声势浩大的造反形势打的措手不及。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吴三桂驻兵松滋三个月内，却迟迟未见饮马黄河、直捣黄龙的举动，手下谋臣纷纷建议吴三桂应一鼓作气渡过长江剑指黄河，但吴三桂却依然不为所动。
这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了，在封建社会谋逆造反是凌迟诛九族的大罪，对于多年纵横疆场的老狐狸，吴三桂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箭在弦上既已发出，岂有收回的道理，缘何吴三桂未能把握时机突破长江天险直捣帝京呢?
我认为吴三桂没有抓住有力战力乘势渡江北上，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吴三桂“欲出完全”。出兵跨过长江挥师北上就意味着吴三桂要集结现有占领区内的所有兵力方能逐鹿中原，而仅以临时驻扎在松滋的兵力显然无法与长江以北、乃至黄河以北的清廷军力相抗衡，倘若安稳驻扎于江南之地，即便北伐不成，亦可据江而收，甚至划江而治。
其次，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尚在北京留作人质，冒然出兵北京必定祸及爱子。根据史料记载，吴三桂驻军松滋期间曾以书信往来于康熙，并暗中冀希望西藏喇嘛出面调停释放吴应熊。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吴三桂或许是一个合格的统帅，但绝对是政治上的低能儿，康熙是何等人物?焉能容忍“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最后，吴三桂年事已高，无雄心壮志。三藩之乱爆发后，吴三桂已年届六旬，作为起事的领头羊，要想一鼓作气拿下帝京推翻满清的统治，显然完成这个沉重的任务并非朝夕的事情，而这就需要统帅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