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足可亡国
熟悉欧洲史的人大概会发现这样一个巧合：中世纪那段历史刚好开始于，也刚好结束于欧洲历史上仅有的两次鼠疫大流行。不管是被称作“查士丁尼鼠疫”的第一次鼠疫大流行还是被称作“黑死病”的第二次鼠疫大流行，都“消灭”了很大比例的欧洲人口，深刻地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秩序、人口结构、政治格局和人文环境。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李玉尚为历史系专门史硕士研究生开了一门《中国疾病史》的选修课程，并有“传染病改变历史”这样的判断。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李玉尚说：“其实早在1955年，我国医史学家范行准就在《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中提醒人们注意传染病在改变历史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说：‘历史告诉我们，传染病足可亡国，罗马亡于疟疾，埃及亡于血吸虫病，中国也有金、明两个朝代亡于鼠疫。’”
的确，在传染病大规模暴发的初期，事态的不确定性往往会加深人的危机感和恐惧感，从而刺激、诱导民众的集体行为，进而引发一定程度的社会失序。正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所说，任何起因不明、治疗无效的疾病，就容易为某种隐喻所覆盖，并赋予社会以某种象征与暗示。
而人们最初面对突然来袭的SARS时，也经历了谣言四起，疯抢白醋、板蓝根的阶段。只是现代社会医疗体系的完善和资讯的发达避免了由大规模传染病暴发而引发的大规模价值崩溃、道德失序和社会动乱。
除此以外，传染病不仅在历史上的鼎革之际扮演重要角色，也深刻影响了社会的其他方面。
19世纪中期，英国在遭受霍乱袭击后，便在各大城市开始着手建设清洁的卫生体系。而随着公共卫生法的实施，英国城镇的卫生环境大为改善，传染病对英国社会的威胁也大为降低，而这也使得霍乱有了“伟大的环境卫生改革者”的称号。
疫病的预防和控制
除了SARS，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类似大规模暴发的传染病。
“天花、鼠疫、霍乱，这三大烈性传染病都曾在近现代大规模暴发过。清末，由于牛痘接种的提倡和普及，天花在中国的感染率已经很低。所以，近现代中国面对的最主要的传染病是鼠疫和霍乱。”李玉尚告诉记者。
而其中，1910~1911年东北三省的鼠疫大流行在中国公共卫生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是因为“在此之前，天花、鼠疫和霍乱这三大烈性传染病的不时流行并没有促使政府把预防和控制疾病作为其职能之一”。
虽然这使清政府在日、俄都想借防疫之名插手中国内政的情况下，才作出委派天津陆军军医堂副校长伍连德主持防疫的决定，但自此以后，由中央处理地方重大传染病在中国成为惯例，卫生从此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
“不过，那时对鼠疫和霍乱这两种传染病的控制，主要还是采取在易发时节施行预防注射的措施，并没有更好的方法。”李玉尚说。
新中国成立后，霍乱对于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压力已经降低，但鼠疫和血吸虫病等地方病仍存在威胁。
在李玉尚看来，这些疾病与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都有关系，所以非常难以根治。但他认为，建国后政府对它们的控制还是非常成功的。
不过，同为传染病的天花、鼠疫、霍乱、SARS，也因人们对传染病认识的逐渐改变而遭遇着不同的抵抗。
在细菌学出现之前，人们虽然会根据疾病最主要的特征为其命名，但一般来说，还是会把不同的传染病全丢到“瘟疫”的筐子之中。李玉尚向记者解释：“这是因为对民众而言，高传染性是它们的共同特征;人们不会意识到这是细菌或病毒的缘故，而是认为这是天灾或者瘟神作祟。”
不过，随着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细菌学的建立，人们对传染病的认识不再同一而论。人们不会再愚蠢地打着宗教的幌子进行诸如沐浴更衣、大量燃放鞭炮等在内的“请神”活动，也不再单纯地在这些传染性疾病面前采取逃跑、弃感染者和死者于不顾、阻断交通等方式的隔离。
“现在，可能还会采取尽量减少外出等的隔离，但2003年SARS流行时，人们还是在努力找出病毒，尔后制造出特效药物。”李玉尚说。
谁都不是旁观者
虽然现代医学的进步使人们在与传染病的对峙中增添了几分获胜的几率。但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日益发达和快捷，诸如SARS等传染病的传播速度和范围也急剧扩大。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传播模式，非传统时代的疫情传播所能比拟，是基于我们这个时代而言的。”李玉尚指出。
但讽刺的是，10年前这场SARS流行之初与1894年鼠疫大流行之际，很多民众的旁观者心态却是惊人的一致。
120年前，《申报》扮演着“遥远的旁观者”的角色，人们带有猎奇的心态来看待他地的疫情。而不久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