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挪用巨额海军军费为自己修建颐和园并兴建“三海工程”(北海、中海、南海)，是晚清政局腐朽透顶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
在内忧外患不断、财政几濒破产、统治岌岌可危可说已到朝不保夕的险境之中，她竟能动用巨额军费为满足自己“颐养”、游乐之欲而大兴土木、修建奢华园林，且无人敢于劝阻，不得不说，大清王朝的“气数”将尽了。
不过，以慈禧的权柄独操、连皇帝都可玩弄于股掌上的“独尊”地位，从来是“朕即国家”、视举国为其私产，可以从各方各面拨钱为自己建园修海，为何独独“看中”创建伊始的海军、偏偏要动用海军军费?
个中缘由，颇耐人寻味。慈禧性喜享乐，曾几次想重修刚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但终因花费实在太巨且在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環及李鸿章等一批王公大臣或明或暗的联手反对下不了了之。此后，“修个花园”始终是她的一个“情结”。到了1877年冬，在慈禧的几次打压下，奕訢已经失势，奕環却日渐得宠。或许是为了弥补当年曾经反对重修圆明园之“过”，使自己在慈禧面前更得宠幸，奕環就想以在昆明湖边设机器局的名义为慈禧重建与圆明园一同被焚、原建于乾隆年间的清漪园，但为人所阻，未得实现。
不过，奕環此后却一直惦记着为太后“修园”邀宠。耿耿于心，将近十年。1886年，慈禧借口即将结束垂帘听政，想建个花园以“颐养天年”，而这时早已主持军国大计、受命总理新成立不久的海军衙门事务的奕環奉慈禧之命巡阅北洋海防时却心生一念，找到了为慈禧修园的最佳理由，赶忙上了《奏请复昆明湖水操旧制折》。原来西汉时期，云南滇池有个昆明国，汉武帝为征伐昆明国，特在首都长安挖掘了一个大湖，名为昆明池以操练水军。而乾隆皇帝以为母亲祝寿、兴修水利和操练水师之名，将京城西北的瓮山泊据汉武帝挖昆明湖的典故扩改为“昆明湖”，健锐营、外火器营曾在昆明湖进行水上操练。在昆明湖练水师当然是“形式”大于“内容”，颇有些皇家观赏、娱乐性质，所以此制后来便被废除。据此，奕環在奏折中提出：“查健锐营、外火器营本有昆明湖水操之例，后经裁撤。相应请旨仍复旧制，改隶神经营，海军衙门会同经理。”当日即奉接“依议”的慈禧懿旨。这样，一年前刚刚成立的海军衙门就负责起恢复在昆明湖“水操”“练兵”的旧制。
名为“水操”，实为给太后修园，慈禧当然明白此意，所以才会当天即批同意。在昆明湖“水操”，皇上和皇太后自然要“幸临”，各种设施自然不能简陋，所以奕環另一份奏折中“顺理成章”地写道：“因见沿湖一带殿宇亭台半就颓圯，若不稍加修葺，诚恐恭备阅操时难昭敬谨”，因此“拟将万寿山及广润灵雨祠旧有殿宇台榭并沿湖各桥座、牌楼酌加保护修补，以供临幸”。修园就在恢复水操旧制和筹建昆明湖水师学堂这种冠冕堂皇的名义之下正式开始，经费自然从海军出。
人人明白这是“挂羊头卖狗肉”，翁同龢在日记中讽刺道：“盖以昆明湖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也。”
“渤海”指北洋水师的主要防区;“滦阳”是承德的别称，指实际是修建类似避暑山庄一样的行宫别馆。
1887年1月末，昆明湖水师学堂的开学典礼竟“不避嫌”，与专门为慈禧太后过生日受贺而建的金碧辉煌、气势宏大的排云殿上梁典礼同日举行;3月中旬，清廷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将清漪园改名为颐和园，不久水师学堂的内、外学堂先后竣工，还安装有电灯、锅炉房等“现代化”设备。给“老佛爷”造园当然是头等大事，有关官员自不敢有丝毫怠慢。
如从外国购买、安装电灯多由李鸿章经办，而海军衙门当时还兼管铁路，所以李鸿章在1891年给海军衙门催要具有战略意义的关东铁路拨款信中，不能不首先详尽报告为颐和园买灯器情况：“颐和园电灯机器全分，业经分批解京，并派知州承霖随往伺候陈设”;他强调这批电灯是趁广东水师学堂的德国鱼雷教官回国休假时“令其亲往德厂订购，格外精工，是西洋最新之式，前此中国所未有”。这些灯具“鸿章逐加披视，实属美备异常”，“机括巧密，料件繁多”，虽然“承霖原是安设电灯熟手，惟此系新式，与寻常不同”，因此还非这位德国教官亲自到颐和园安装不可;而颐和园附近西苑“更换电灯锅炉各件”是由一洋行代办，不久就可运到天津，“闻器料尚属精美，一俟到齐，即派妥员解京，以备更换”。近代建造轮船枪炮、架设电线、修筑铁路这些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干系的“近代化”事业阻力重重，认为是“奇技淫巧”、是“用夷变夏”，然而慈禧对直接供自己享用的“洋器”如颐和园电灯、锅炉，却是要求用最先进的，并无任何顾忌。
在此，李鸿章先报告颐和园路灯情况，再要修路款，可见要款之不易。然而，路款仍未如数拨到。1893年，户部为替“老佛爷”祝寿，还是要“商借”海军关东铁路经费200万两，因每年筑路专款恰为200万两。李鸿章无奈，只得照办，已修至山海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