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在世界都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一说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重还要高。而所谓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品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代的水平。到康乾盛世末期,中国工业产量仅为世界的十分之一左右，不及二百年前的明代。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所谓“康乾盛世”都远逊明代。
不但要在国内比较，还要到国际上比较。欧洲复兴以来，启蒙运动、体制改革、产业革命蓬勃发展，蒸汽机、纺织机、火车轮船、机械制造、现代工厂林立，就连相对落后的俄国也在彼得大帝时期向英法德学习，走向进步。而老朽的满清帝国却妄自尊大、闭关自守;在这“康乾盛世”几乎没有什么发明创造和技术更新。直到西方商船和兵舰前来敲开“满大人”锈蚀腐烂不堪的国关大门。
人口剧增并非“好事”
康乾时期之所以被吹嘘为“盛世”，很大程度是因为人口剧增。明代全国人口稳定在六千万左右(据王世贞记载，明代人口最高数字6330余万 );经过战乱后的恢复，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突破一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亿。有人将此归结为清朝统治者勤政的结果;实际上更主要的原因是明末引进番薯、玉米等高产粮食作物在全国农村推广，导致“人口膨胀”。
满清起初征税的原则是按人头收税。这后果，是地方官吏不愿据实上报人口，因报得愈多，则地方上缴的税就愈多。康熙“永不加赋”的政策就是把各地方按耕地面积上缴固定的税金，与人口数无关，借以鼓励地方据实上报人口——人丁兴旺是所谓太平盛世的表征。以这种方式来彰显“盛世”不过是稳定民族奴役的手段。造成土地赋税不均，富者营私舞弊，虽坐拥千亩田产而少缴税;贫者无立锥之地，却仍尽劳动之责。
历史证明：人口剧增并不一定是“好事”，反而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负担，使得中国后来的工业化时期就业人口的比例失调，紧缩了优质劳动力的增长空间(余地)，从而严重制约了现代化进程。
日益腐败的八旗体制
满清入关侵占全国，主要依靠八旗体制。每年旗禄几千万两白银，满蒙汉八旗成了满清政权的根本依靠力量。
民族歧视下的满清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无德无能、缺德少才的满蒙王公、贵族官僚，长期窃居高位;朝廷执掌大权的达官贵人和各省巡抚总督，大多数为满蒙世袭，昏庸腐朽不堪。
在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的战斗中，八旗兵军纪已散，军力已大不如前。此后，八旗兵和八旗子弟更加骄怠，他们凭借权势，横行无忌，无恶不作;不仅军纪败坏，训练荒疏，而且生活腐化，吸毒聚赌，包伶嫖娼，敲诈勒索，蹂躏百姓。曾经剽悍英武的八旗兵，变成不能打仗、只会扰民的老爷兵，八旗子弟成了游手好闲的纨绔儿、坐吃山空的败家子;他们的形象就是提鸟笼、逛妓院、赶饭局、玩金鱼儿、斗蛐蛐儿、唱小曲儿……的一群“无知、无耻、无畏”的寄生虫。
后来，清廷但凡有战事，主要依靠绿营兵(八旗以外招募汉人组成的军队，因用绿色军旗而得名)。但60万绿营兵在衰败的社会大环境下也很快腐化：克扣军饷，兵匪勾结，贪污中饱，弊端丛丛，也沦为徒有其表，只能吓唬平民老百姓的花架子部队。嘉庆皇帝还是皇太子的时候，曾经随乾隆皇帝阅兵，所见到的却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的闹剧(《嘉庆朝东华录》，卷7，嘉庆4年正月)。
以至于鸦片战争中，八旗、绿营、乡勇、团练都不管用，数十万清军被万余名英国远征军打败。中国从此陷入挨打的深渊。
文字狱
清朝文字狱的兴起旨在震慑反清势力，特征是：罪状由权势大人对文字的曲解而起，证据也由权势大人对文字的曲解而成。一个字或一句诗一旦被认为诽谤皇上或讽刺满清政权，即构成刑责。满清王朝初期，顺治、康熙“文字狱”还只是个别现象，到雍正皇帝在位时则成为一种暴虐的文字检察制度。文字狱浪潮中表现得最为反常疯狂者则是所谓“爱好文化”的乾隆皇帝!
关于“避席畏闻”的文字狱，史料极多;鲁迅先生也有所阐述。本文选取乾隆时期几个典型的文字狱，引录如下：
(1) 1753年，乾隆屡次到江南游历，民不聊生。江西抚州、千总卢鲁生假借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撰写劝止乾隆再下江南的奏章，辞意悲切，全国广为传颂。案发后卢鲁生千刀万剐，两个儿子处斩，受牵连定罪下狱的有一千多人。
(2) 1755年，内阁大学士胡中藻所着《坚磨室诗抄》中有诗句“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认为他故意把“浊”字加在“清”字上，居心叵测，处斩。广西巡抚满族人鄂昌跟胡中藻作诗唱和，在《塞上吟》一诗中称蒙古人为“胡儿”，乾隆认为鄂昌自己就是胡儿，诋毁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