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子孙”在中国公共话语中开始流行并指代“中华民族”是80年代初民族主义开始复兴的产物，虽然这个词本身早就存在了，例如在抗战时期泛指中华民族。
毛主 席时代由于阶级话语的压倒优势，这个词一度从公共话语中消失，直到毛主 席去世，邓爷爷复出后第一次恢复，用于对台湾的一封公开信。80年代这个词开始流行，同时开始成为时尚的还有“龙的传人”。
1984年，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一个名叫米暂沉的回族委员写了一个提案，不同意用“炎黄子孙”指代中华民族。他认为炎黄子孙只是汉族的祖先，少数民族各有自己神话和历史传说中的祖先，所以这个提法不利于民族团结。
第二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就此事下发文件，说“今后对此词使用的意见是：在党和国家机关文件及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中，还是用‘中华民族’代称中国各族人民更好一 些。鉴于‘炎黄子孙’一词今天在港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中有积极作用，今后这个方面的个人署名文章、一般性谈话以及对台宣传中，仍可沿用。”
1990年，对于这个用法在少数族中引起的不满，当时的总 书记江 泽民特意说，鉴于部分少数民族对‘炎黄子孙’等提法提出不同意见，“可以研究在国内用‘中华民族’、‘中华儿女’这样的词，以加强对各族人民的感召力。”到了1993年，当时的政协主 席李瑞 环提出就用“中华儿女”或者“海内外中华儿女”。进入90年代，一些少数族群代表继续对“炎黄子孙”问题提出不同意见。例如八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贵州省台江县的代表张明达等提出《请中央通知有关部门，不要再用“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一词取代宪法规定的“中国各民族” 的提法，以利民族团结的建议》。这个建议把这个问题提到了宪法的高度，因为宪法规定了“中国各民族”的提法。中宣部以正式文件的形式答复了这个议案。《贵州政协报》全文刊登了中宣部的复函，《贵州民族报》也作了相关报道。据报道，贵州各少数民族看到后受到很大鼓舞。
由于该文件对这个用法的广泛流行缺少约束力，八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张明达等代表又一次郑重提出议案“请中央行文通知全国各地的新闻出版单位和各广播电视部门，不要再使用‘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一说，以利民族团结的建议”。
到了2002年，广电总局发出《要求切实把握好民族宗教宣传的正确导向的通知》，其中第二条说：“宣传中华文明史要多提‘中华民族’的概念，慎用‘炎黄子孙’的概念，注意表明是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以上材料主要来自《人民政协报》“‘海内外中华儿女’提法由来”一文)
2010年一月，《中国民族报》发表题为“拜年活动的民族象征意义”的文章，对教育部倡导全国学生在网络上开展“给祖国母亲拜大年”的活动之内容提出不同意见。教育部的倡导中，第一拜是拜壮美河山，第二拜是拜炎黄始祖。文章认为“关于‘炎黄子孙’的叙事，是汉族的祖先想象……对于汉族学生来说，祭拜炎黄或可说是天经地义，但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说，这样的活动内容就不适宜了，因为这可能与他们的祖先想象有冲突。”
在2009年一次有关族群和边疆问题的重要讨论中，北京大学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马戎教授提醒说：
“我们在当代构建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的前提下，要充分考虑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历史演变的复杂性。近些年来，炎黄文化成为我国学术研究和媒体宣传 的热点，‘炎黄子孙’在许多汉族人的观念里似乎已经成了‘中国人’的代名词。我们必须面对如何划定中华民族民族认同范畴的问题，即‘炎黄子孙’的称呼是否适用于中华民族全体成员?今天我们使用‘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作为‘中国人’的代名词是否合适?” 更有少数族知识分子尖锐地提出，“把炎黄子孙等同于中华民族的全体，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民族。这种倾向不利于民族团结，不利于国家安全。”(《中国民族报》2009年4月3日)
2012年初，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被认为是新的民族政策的一个信号。这是一篇很长的文章，其中只有一处提到“龙的传人”和“炎黄子孙”的说法“不科学”。就这一句话，却引来很多汉人的反对，网上可以见到很多。更重要的是，《环球时报》很快专门发表评论员单仁平的文章，题目是“民间提‘炎黄子孙’无妨”。
这是自80年代有关‘炎黄子孙’的争论产生以来，尤其是官方最高层对这个说法从慎用到否定的态度越来越明确的时候，由官方媒体发表的为“炎黄子孙”辩护的公开和系统的言论。
单仁平的文章说“有熟悉民族事务的官员近日撰文称，汉族人喜欢说‘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等，但这些称谓不科学，含‘狭隘民族意识’。提出这个观点，显然是为了照顾少数民族的感受。”单仁平认为“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在“社会的笼统观念里，并非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