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知州、通判并无明确职务分工。
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等事的裁决，必须知州、通判签议联署，方能下发执行。
知州有训诫、督导部属的权利，通判则可刺举部属操守、职事修废等不虞不当之处。
史上，直到哲宗赵煦登基，才结束这种地方官僚无首长的混乱状况，明确知州为帅臣、其将下公事不许通判同管。
但那是七十年之后的事。
如今，满朝文武百官都等着看泉州笑话。
钱昆乃吴越王钱倧长子、翰林学士钱易胞兄，出身高贵，淳化二年登进士科，仕十五载，步步艰辛，年逾五十。
刘纬呢？
起于微末，以神童试入仕。
年仅二十一，却已为官十二载，一度咬的向敏中不能回朝，连累贺契丹正旦副使李余懿闲置将近一年，却能独善其身。
换谁做通判都是摆设！
除非把知州换了！
通判是什么？
是祖制！
赵匡胤为惩五代藩镇之弊，收武夫军权，以文人统之。
但文人治理地方，一样有坐大嫌疑，遂于府、州、郡、军置通判分知州权柄。
纵观大宋十八路，县村之外，从无一言堂。
文武百官不仅想看笑话，还想以泉州为故事。
如果赵恒对钱昆的委屈视而不见，大可援引为通判一职惯例……
近在咫尺的陈靖、任晓也为钱昆捏了一把汗。
其实，钱昆已经有心理准备，让干什么干什么，不让干就歇着，特意新纳一房小妾，免得闲出毛病来。
但刘纬在接风宴上却当着陈靖、任晓、诸曹官、幕职官、势家大族的面表态：“泉州百废待兴，不可能因循守旧，阵痛在所难免，还望诸位海涵。请钱通判署理州事，我的重心会放在市舶司新置上。”
次日清晨。
泉州城东二十余里外的临江里后渚港接踵摩肩，到处都是喜形于色的欢声笑语，不断有海商、蕃客感叹“不虚此行”。
陈靖之所以选择后渚港作为出海船只待检地，是因为后渚港距泉州湾三十里，船只长时间滞留不影响湾口进出，虽处于半开发状态，却是上佳避风锚地。
刘纬天没亮就出了泉州城，拉着陈靖、任晓和林宪杰在内的泉州下辖晋江、清溪等七县知县乘船莅临后渚港，对陈靖的选址眼光赞不绝口。
后渚港的剧变也令陈靖、泉州士绅大吃一惊，等待出海的三十七艘大小海船均已完成通检，并已出具官券、公凭，只差扬帆起航。
然而，海运倚仗季风，春夏之交多向南，秋冬之际多向北，也有熟悉水文的舵手抢风行船，以“之”字抵达目的地。
泉州市舶司开埠时间恰到好处。
福建海商不走寻常路，专走登州、莱州、高丽、新罗这条北线，甚至假冒高丽人与契丹贸易，或者东渡日本，多是六七月启程。
可是，北上贸易并不合法，包括日本在内，与宋均无官方往来，处罚措施相当严厉。
“不请公据而擅乘船自海道入界河及往高丽、新罗、登州、莱州界者徒二年、五百里编管，往北界者加二等、配一千里。许人告捕，给船物半价充赏，其余在船人虽非船物主，并杖八十。不请公据而未行者，徒一年，邻州编管，赏减擅行之半，保人并减犯人三等。”
所以，福建路海商多在从事违法贸易，无须出海官券（相当于自首），无须点检违禁货物，无须抽解、博买，并带动两浙海商效仿行事，逼得坐拥金山的明州市舶司两立一废、苟延残喘……
有宋一代，商人出海往外蕃贸易者，必须先诣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其货物。
纲首户籍所在不一定与市舶司港口同处一地，请给官券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短则一月，长则一年。
需要在两地来回奔波，如实向本州上报船只、艄工、杂事、水手及所载货物种类数量，并以势家三人作保。由所在州府核验之后，再赴市舶司薄抄留底、请给官券。
市舶司给券、给杖、给印才算承认纲首出海权利，并赋予纲首在海上国家行使主权的重任。
船只出海、回国必须是同一市舶司。
出港之前，由市舶司差官别勘。
回港之后，上缴杖印、官券、公凭，由市舶司抽解、博买。
所余货物若向他州贩卖，必须向市舶司陈状，由市舶司勘验诣实，给予公凭。
……
种种不便，早在泉州市舶司成立之前，就有了应对之策，全盘照抄广州、明州、杭州市舶司勘发的官券、公凭，再行文三地市舶司取其底薄。
于是，泉州市舶司打破唐设舶司以来的通检记录，轰轰烈烈的开埠，并承诺三年通检无误者，随到随检。
但这些并非陈靖、任晓等人骇然原因，后渚港一夜之间多出来的十块的木牌才是，似有夺人心魄的魔力，导致码头水泄不通，海商、蕃客望眼欲穿。
衙役鸣锣开道。
陈靖、任晓勉强挤到第一块木牌前，那白纸黑字似乎已有了自己的思想，不再以教书育人为理念：
“凡商贾经泉州市舶司往外蕃兴贩，令具入船物货名数、所诣去处、申所在州，艄工、水手每百人可携枪十、弓十、矢二百……”
“通检之外，官吏不得登临、拘占舶船，不得稍带钱物，不得下番买卖……”
“今起，舶客西来，以米压舱者，其米免抽解、博买，可在指定榷商处易等值铜钱……”
“今起，抽解、博买之余，许舶客就地发买，许民就市贸易……”
任晓半边身子都僵硬了，不管不顾的强拉刘纬摆脱一群广州海商纠缠，“刘学士这是在做什么？每一条都与国法背离，朝令夕改，不如不立！”
刘纬揖道：“请任转运使海涵，我来泉州就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