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就可靠吗？”
当倪峥华把自己已经跟辜柯南和皮克敲定的“堂会”，以及“动感”室内乐团演奏曲目说给陈启成听了以后，陈启成对乐团人员的身份表示了怀疑。
他在红鞋子见过辜柯南，虽然他不否认辜柯南像个艺术家，或者真的是个艺术家，但那场邂逅有点太巧了。
怀疑是不由自主地生出来的。
加上最近以来，新政府的官员，上任的，还有拟上任的，频频遭到暗杀，着实令人不寒而栗。
这个怀疑，在陈启成这里，早已经到了风声鹤唳的地步。
自己的父亲是外交部次长，此次来上海又是私人度假，各方面不得不防啊。
这样弄一个不明不白的乐队来家里开堂会，危险系数实在是太高了。
倪峥华却觉得辜柯南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只是为了生存加入的巡捕房，而且是华裔法国人，自小在法国长大，这就是可靠的保证。
巡捕和法国人，这是双重的保证。
但陈启成并不这么认为，所以问：“法国人就可靠吗？”
倪峥华闻听一怔，随即沉思地道：“我觉得最起码比英美人靠谱。不说别的，就拿对日的态度，法国人要坚决得多。关于沪西歹土地区的警权，法国也就强硬得多。”
“姨娘，屁股决定脑袋。我们是坐在另外一条板凳上的。我们住在这里，您希望这里的警权属于谁呢？哦，这是个政治问题，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正因为如此，一旦他们之间宣战，我们就可以完全拿回这里的警权，甚至主权。我是总务司的司长，晓得维持一个庞大的政府机构的运行，需要多少税收来支持。所以，租界不仅是政治，也是经济的战略要地。租界就是新政府的钱袋子，收回是迟早的事。”不要以为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是酒囊饭袋，陈启成还是了解一点政治的。
“我不管那么多，那也不是我们管的，我只要艺术，音乐艺术。”倪峥华并不是头发长见识短，而是在那一刻，她想的是刚刚结束的室内乐的排练给自己带来的愉悦，以及接下来平安夜在陈公馆客厅里的演奏可以给自己带来的满足。
“那好吧，我们先这么准备着。一切等父亲来沪以后再定。我希望父亲能够在上海度过一个安全的，愉快的圣诞假期。”陈启成最后说，跟倪峥华道了“晚安”就上楼去了。
陈启成回到卧室，栗惠媛还没有睡，坐在书找台前捯饬着自己的脸。见陈启成进来，就问：“聊得很愉快？”语气里调侃多于醋意，但也不是没有。
有时候，你认真考察生活的时候会发现一个有趣的悖论。基本的伦理往往是基本的贫困阶层在坚守，他们的尊严，是靠这种对伦理的坚守来体现的。因为他们没有超越伦理的资本。而上层的权贵就不用这些，因为他们的尊严是靠权力，地位和金钱来支撑的，伦理在他们面前是可以随意逾越的。并且从来都不受大众的谴责。
“他们就这样。”
一句极端简练和概括的话，就把这些都消于无形。
权贵富贾们当然也这样想。
但权贵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又对社会有示范和引领的作用，于是乎，整个社会就会显得乌烟瘴气。同时整个社会对这种状态也一直安之若素。
陈启成与倪峥华之间的暧暧昧昧，是相互的。双方都沉浸在这种是似而非的犯罪感的愉悦中，但他们一直没有越线，这是栗惠媛的单极势力在起作用。而且这种单极的势力会获得来自多方面的利益。
于是，这种平衡就形成了。
陈启成没有心思跟栗惠媛讨论他跟倪峥华的关系与情感问题，他此来上海的目的，除了安排陈功禄的接待和安保以外，还有自己的诉求。而陈功禄的安保隐患，第一个就是倪峥华突然提出的室内乐团的平安夜演奏问题。
他本能地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决定，但以他对倪峥华的了解以及老爷子对倪峥华的态度，这事八九不离十的能成。
那么，安保的问题就严重了起来，最起码他要去弄清楚这个乐团的背景。在他看来，一帮巡捕玩室内乐这么高雅的东西，本身就很荒诞。
他想到了裴一德，他是跟老爷子同期被委派的驻外公使，不过他去的是墨西哥，而老爷子去的是法国。但裴一德期满后就一直寓居上海，从来没有出来活动过。估计也说不出什么来。
还是找钱宗昌吧。
陈启成看了一下表，判断着钱宗昌现在可能正跟太太和姨太太叉麻雀呢。
钱宗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有三位太太，每晚在谁那里睡，不是凭自己的喜好，也不是看谁表现得更好，而是叉麻雀决定，跟输钱的那个睡。不仅给予输家身心的慰藉，而且还会偷偷地把女人输的钱给补上。
开始的时候，太太们都争相赢钱，到后来，却会为了单纯的床笫之乐而故意输钱，到最后，大家事先定好谁输谁赢，相互之间也没了争风吃醋，变得一派和谐了。
钱宗昌祖籍是广西人，祖父跟杨增新是世交，杨增新调任新疆都督，父亲钱大义作为秘书跟随，而那时钱宗昌不过十五六岁岁，也随军去了新疆，这一去就是二十多年。
钱大义很会做，借着杨增新的威望和地位，私下里拉帮结派，不久就有了独立于杨增新之外的一支私人武装。也正是钱大义的这种**远瞩，当盛世才将杨增新暗杀之后，没敢动钱大义一根毫毛，而是坐下来谈判，只要钱大义解散武装，从此不问政治，全国各地随便选择，盛世才保证对他以及他的后人秋毫无犯。不仅在疆的产业保留不变，还送黄金万两，保他后世荣华富贵。
钱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