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文字到底算不算文字。
这也就是个逗乐的提问而已。
但是这个提问，却给现场的专家们带来了很多思考。
原始的文字，或许也就是和颜文字一样，只能简单的表达一些“情景”，借用其来表达想要说的话。
虽然这种“字符文字”很原始，但是又不能说不是文字，因为其已经具备了文字的部分用处和重要性。
参加了这场有头无尾的讨论会，让陈翰十分感慨。
虽然，到最后也没讨论出来，良渚到底有没有文字，这不是一个一场讨论会就能讨论出结果的话题。
但是在参会的过程中，陈翰却感受到了良渚给所有考古学家们带来的魅力。
正如良渚文明的发现者施昕更先生在那个混乱年代写的《良渚考古报告》卷首语说的那样。
“我们上古的祖先，坚忍的开辟这广袤的土地，创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我们今日追朔过去，应当如何兢兢业业的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与光荣的文化呢？”
“可是，我们现在的子孙，眼看到这祖先开辟遗下的国土，一天天的沦亡，我们的文化，也被敌人疯狂的摧残，这正是存亡绝续的重大关头。”
“然而华夏绝对不是其他民族可以征服了的，历史明明告诉我们，正因为有渊源悠久，博大坚强的文化，所以我们生存在这艰巨伟大的时代，更要以最大的努力来维护来保存我国固有的文化，不使毁损毫厘，才可使每一个人都有了一个坚定不拔的信心！”
随着对良渚文明了解的进一步深入，良渚文明理应回归到她在华夏历史中正常位置并成为全华夏人的骄傲。
从目前考古成果来看，良渚是5000年前中华大地上唯一的国家！
5000年前，中华大地文化多如繁星，但国家只有一个，就是良渚文明。
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一些人认为，中华文明始于距今约3500年殷商时期（国家文明)。
而良渚遗址的陆续揭露，却意味着中华文明起源、国家形成于5000年前一事，正在确凿。
为什么是良渚？
良渚如何印证中华五千年文明？
大量考古发现显示，良渚作为一个国家已经具备了可以讨论其形态的成熟条件。
不仅精美的玉器、漆器、丝绸、象牙器、陶器，以及高超的木作建筑，意味着良渚的社会分工十分发达，农业和手工制造业之间存在确凿的分工。
众多墓葬资料也反映了良渚社会分层十分明显，已经是阶级社会。
包括良渚古城和水坝在内的一系列新发现，更是大大丰富了对良渚社会发展状况的认识。
良渚拥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深彻的社会动员能力和高效的组织管理能力，明确的城乡差别，良渚古城与周围广大地区结成了不可分割的经济体。
虽然，按照西方所谓的文明三要素，良渚还没有发现青铜器。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良渚绝对已具备文明的标准——国家的形态。
西方人认为进入青铜时代，才是“文明”的标准。
这只是他们站在自己的角度，没有见识过没进入青铜时代，就已经有国家形态的文明而已。
文明三要素，已经是一个过时的说法了。
按照《全球通史》的说法，文明的特征包括：城市中心，由制度确立的国家政治权力，纳贡或税收，文字，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巨大的建筑物，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
而良渚文明无疑都符合这些特征的。
最重要的是，良渚古城由莫角山遗址、良渚古城区和外郭区等部分构成，面积达8平方公里。
而着名的苏美尔人乌尔古城面积仅0.6平方公里。
苏美尔都能是文明，城市远比苏美尔庞大十倍还要多的良渚，难道不是文明？
这点任何西方考古学者，都没办法反驳。
我们的良渚实在是太硬了。
良渚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发展高度。
良渚分布的环太湖地区，聚落等级清晰，以玉器为核心的宗教信仰及礼制系统具有广泛的一致性。
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良渚社会基本符合中国考古学对于“文明”社会的定义，形成了比一般“古国”更加成熟、可以称作“早期国家”的高级政体。
而且，华夏文明是良渚文明的直接延续。
从现有的证据加上一定的推理，很容易得出良渚文明是目前可追朔的最早的中华文明。
其中最重要的证据，其实来自于一句话。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出于《左传·成公十三年》，意思是：国家的重大事务，在于祭祀与战争，左传是四书五经之一，是华夏民族的精神内核之一。
这是自提出后就被华夏各朝各代所接受的“公理”。
换句话说，祀与戎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本质或者说特征，是判断是否是中华文明正朔的主要指标。
祭天祭地从常识来说是最重要的祀，重要性应该至少不弱于其他祀加在一起。以琮璧祭天地是周礼所定的，而琮璧目前公认是良渚发明。因此，从祀的角度来说，良渚对中华文明有最大的贡献，是中华文明的正朔。
在周礼中，玉钺是军权的主要代表，而玉钺也是良渚最发达。因此，从戎的角度来说，良渚对中华文明也是有最大的贡献，是中华文明的正朔。
综上两点，几乎不可能存在另一个文化从祀与戎或者说国家的角度来说，对中华文明有更大的影响，也就是说最迟到周代良渚就已经被确立了正朔的地位，尽管周人很可能并不知道良渚文化。
严格来说，良渚文明肯定不是华夏文明的起源地，也不是华夏文明后来的主体文明。
或许学术界还在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