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科院考古所来说。
本次发掘大坝，最为重要的发现，是获得了一组判断老虎岭水坝相对年代的关键地层叠压关系。
探沟第2层出土瓷碗为宋代常见器物，第3、4层及叠压于第3层下的遗迹出土的青瓷钵与上海马桥遗址唐代地层和遗迹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或相近。
第5层出土的原始瓷碗与长兴鼻子山、安吉龙山出土的同类器物形制相同，时代为战国早期阶段，同类器物在绍兴地区战国早中期墓葬中也比较常见。
第6层及第六层的遗迹中出土陶罐、陶鼎、陶壶、石斧、石刀、石镞、磨石等与上海马桥遗址出土的马桥文化同类器形制与装饰特点相同或相似。
出土的两件鼎足在足根外侧均有圆形按窝，类似的做法也见于湖州毘山遗址出土的陶鼎或陶甗的器足之上。
而且，出土的鼎足在足根内壁相对位置还有竖向或圆形按抹的凹痕，这种风格属于典型的广富林文化。
迄今为止尚未见其他马桥文化的遗址出土此类鼎足，据此推断探沟内的马桥文化遗迹年代当距广富林文化不远。
而探沟里唯一一个良渚遗迹里出土的鱼鳍形陶鼎足的足背略宽，可纳入“T”形鼎足的范畴，与浙江桐乡新地里良渚文化墓葬AⅣ式鼎的鼎足特征一致，是良渚文化中期较为常见的器形。
柱足盉，又称实足鬶，器身多为泥质陶，柱足为夹砂陶质，在上海福泉山M40、浙江桐乡叭喇浜H1等典型单位中均有发现，属于良渚文化晚期偏早阶段的代表性陶器。
夹砂红陶侧扁鼎足亦多见于良渚文化晚期，如卞家山遗址内。
而且良渚文化晚期的遗迹打破水坝坝体堆积，从而为确定老虎岭水坝建造的年代提供了关键证据。
除了地层叠压关系支持的年代依据之外，本次考古发掘还较为明确地揭示了老虎岭水坝的结构和营建方式。
特别是水坝的核心区域和边缘位置的堆筑方式，为良渚古城水利系统的整体研究奠定了基础。
发掘工作表明，老虎岭水坝的结构非常复杂，核心区域、边缘位置采用了不同的营建方式，特别是核心区域的营建，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和多环节营建，更好地保证了坝体的安全。
而水坝边缘位置的营建则比较简单，节约了材料和人力成本。
但是，由于发掘面积有限，对老虎岭水坝结构和营建方式的了解仍是局部的，还有不少具体问题不甚明确。
包括核心区域和边缘位置的过渡和衔接是如何实现的，水坝的迎水面和背水面的结构和营建方式存在哪些不同。
而在宏观层面，老虎岭水坝的废弃与生态环境的演变以及其与良渚文化、良渚古城的衰落之间的关系仍需要开展大量的研究工作。
此外，探沟内还发现了良渚文化之后的文化遗存，其中马桥文化、唐宋时期的遗存还相对比较丰富，这些遗存的性质也值得做进一步思考。
三个月的探沟发掘工作，让整支考古队都大有收获。
“现在基本是可以确定，这条老虎岭水坝，建造的年代最晚也是良渚文化中期的事情，并且到良渚文化晚期就已经废弃了，这是根据出土的良渚文化晚期遗迹打破关系确定的。”
站在探沟坑里，孔建文一边揉着老腰，一边兴奋的说道：“而且关于老虎岭水坝区域的文明活动情况，我们也有了清晰的了解。”
“和其他研究良渚古国的学者们做出的推断一样。”
“基本可以确定，良渚古国灭亡于4200年前左右的一场大洪水，形成了有一米多厚的洪泛层，这个地区变得不适合人类生活。”
“大约过去了一千年沉淀期后，才重新有后来的文化占据这片区域，也就是马桥文化。”
“然后到了战国时期，良渚所在的这片区域才重新繁荣起来，重新被华夏文明纳入文明圈，成为了吴国和越国的一部分。”
“不过之后秦汉统一，吴国和越国作为蛮夷之地，人迹罕至，人类活动并不频繁。”
“到唐朝之后，良渚所在的这片区域，才再度繁荣起来，一直到近代。”
良渚古国所在的这片“首都”地区，可以说是几经沉浮，衰弱过，重新复兴过，又再度衰弱过，可以说是经历丰富了。
良渚古城与其外围水利系统的发现是近些年来华夏史前考古的重要进展之一，为研究华夏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材料。
不过，仅仅只是11条大坝中的一条上的一段试挖掘，距离揭开良渚古城之谜，还早得很。
北纬30°，一个神奇而充满惊喜的纬度。
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它仿佛是上天钦定的文明摇篮，见证着一代又一代的文明崛起。
而5500年前，同属在这一条纬度线上的中国长江中下游平原，也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迎来了自己的主人。
他们造水坝、筑土台，种水稻、建城市，引领着环太湖流域迈入早期国家的门槛。良渚文明在东方所达到的高度，足以与同时代的古埃及文明与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比肩。
如今，当我们通过蛛丝马迹，重返良渚古城，仍然会为五千年前人们的壮举所惊叹。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距今约五千年前后，在中华文明诞生的前夜，仰韶、红山、大汶口文化、良渚等文化交汇相映，无时不刻以其先进的生产力向外辐射影响。
在孕育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化进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虽然，汉人起源于北方中原地区无疑，汉藏语系也起源于华夏北方。
甚至现在的华夏文明，也可以说是与中原文化不可分割的。
但是同期的良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