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古国的王城，一共有三百多万平方米。
这在五千年前那个时代，已经是非常庞大的一个城池了。
而这个古城的核心地区，便是现在的莫角山遗址。
莫角山遗址是良渚文化遗址中最大的遗址，位于今HZ市西北25公里。
该遗址的中心土墩平面呈东西向的长方形，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约450米，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土层厚达10.2米。
大土台上还有三个小的土墩，呈三足鼎立之势，南为乌龟山，北为小莫角山，东为大莫角山。
整个人工堆建的巨大土墩台基形同一座所谓的“土筑金字塔”。
而在这个大土台上，现已发现有大片的夯筑基址和大型柱洞遗迹，是当年大型建筑的遗迹。
也就是说，在五千年前，良渚国的先民，人为的在城池中心地区，筑造了这么三个大土墩台。
而这三个土墩台，曾经上面建造了很多大型建筑。
经过这些年的考古勘探，基本可以确定，这大土台上，就是良渚的王宫，以及类似“太庙”的祭祀区。
而紧邻莫角山遗址西北的，就是反山遗址墓葬群这一所谓的“良渚王陵”。
可以说，良渚国的文化，确实是影响了华夏文明几千年的源头。
他们的皇宫也会配套祭祀的天坛，他们的“皇陵”也是紧挨着执政中心建造。
良渚古国的诞生，对整个长江下游流域来说，都算的上是一次“***”！
一万多年前的长江下游，史前聚落还十分稀少，仅在赣东北有个别发现，以山洞为居。
但万年之后在钱塘江中游山间盆地，出现了以上山文化为代表的诸多遗址，到目前已发现20余处，均为临近河流的旷野型聚落，出现了农耕定居。
虽然这些聚落存在时间差异，但总体上已成规模，并向周边扩展到东到括苍山、北到四明山北麓的广大范围。
距今八千年前后，在钱塘江中游山间盆地、下游南岸平原区，也均存在零散聚落。
六七千年前是聚落大发展期，不过距今七千年之前，整个区域的聚落并未显现出明显等级差异。
上山文化桥头遗址古河道与人工环壕相结合的现象，也只是作为防卫需要。
自六千年前开始，因为少数超大型中心聚落的出现，等级差异才日趋明显。
如面积上百万平方米的含山凌家滩、几十万平方米的张家港东山村，都是当时重要的中心聚落。
不同聚落之间已存在着中心聚落、普通聚落的差异，甚至还有中间层次的聚落。
等级差异还体现在聚落内部功能的细化、墓地的分化等方面。
诸如凌家滩大型祭坛出现、高等级墓地与普通墓地分离、随葬品差异巨大，都是社会复杂化已经开始的重要表征。
但是，最重大的变化发生在良渚文化时期。
自崧泽末期至良渚早期开始，在良渚一带官井头聚落的墓地中对玉器的使用已出现了分化。
良渚早期瑶山墓地出现了大型祭坛和高等级墓葬，随葬大量玉石器成为重要的身份象征，墓葬随葬玉器最多的达700余件(套)，与庙前等普通墓地形成了巨大差别。
大略从良渚中期偏早开始，反山墓地更是一处相对独立、可称之为“王陵”的墓地，与周边大量普通墓地截然不同。
更为重要的是，良渚一带采用“草裹泥包”堆砌的高低坝水利系统，对于蓄洪调节水源已有整体的规划，可形成面积达8.5平方千米的蓄水库区。
而面积约30余万平方米、高约10米的莫角山大型人工堆筑基址，以及稍后完成的总面积290余万平方米、城墙底部宽度多在40—60米左右的城墙，还有更外围围成800多万平方米的的外廓城，城墙外的护城河与内城河与主河道之间开挖的支河道，形成城内的“井”字形河网，构成颇为完整的水路系统。
与此同时，整个太湖流域出现了多个规模较大、随葬品丰富、以玉为葬的高等级墓地，如江阴高城墩、常州寺墩、上海福泉山等.
但与瑶山、反山墓地均无法比拟，从而成为次一等级的中心聚落。
中心聚落之外都存在一定数量的普通聚落，在良渚古城外围的临平玉架山出现了6个环壕小聚落集中分布而组成的聚落群.
茅山遗址则可能是以从事稻耕为主的基层聚落，其他次中心聚落周围也大致如此。
由此可知良渚一带以莫角山为核心，以古城为重点，辅以水坝、河网系统而建立起来的中心聚落，经过了缜密规划，最终成为整个良渚文化的中心，一个可能具有一定集权特征的“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已在良渚文化形成.
众所周知，人类发展的演变，一般是先经过原始部落时代，然后再到聚落时代，最后才会渐渐进入城邦、方国时代。
再往后，才是封建国家时代。
而良渚文明，显然就是突破了聚落时代，从聚落时代成熟的中心聚落，一步步往外扩张，并且形成了一个成熟的方国体系。
中心核心面积30平方米，是良渚国的宫殿区、祭祀区，稍后完成的面积近300平方米的城墙，包围在中间的，则是良渚国的内城。
并且这座城墙的宽度甚至有40-60米，这在五千年前，绝对是一座堪比天都的熊城！
而在内城之外，还有更外围围成800多万平方米的的外廓城。
并且，良渚国的这座都城，还是一座像威尼斯水城一样，建立在水中的城市。
凭借着外城的护城河，内城河，以及主河道之间开挖的支河道，在城内形成了复杂的河网，串联起了整个良渚古城的各个地区。
这说明良渚人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