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墓主人的身上，一共放置了三组九枚玺印。
其中一组，约放置于胸部的位置，也就是庄云鹏发现的这组。
其中两枚为玉印，一枚为金印。
从印章出土的情况看，原来应该是有漆木盒装着的。
因为在印章旁边，还发现了一些漆片，以及一点点朽木残留。
这三枚印章里，两枚玉印上，都没有文字，是空白印。
只有那枚金印上，刻有一个田字方格，格中刻有四个篆书文字：“文帝行玺”。
“行玺，皇帝六玺之一啊。”
“难不成剩下几枚印，就是其他的皇帝之玺？”
李教授把玩着这枚不过方寸大小，也就比大拇指甲盖，稍微大点的金印，喷喷称奇。
秦汉皇帝除和氏璧做的传国玺之外，尚有日常使用的六玺。
分别是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
不同的玺，用处不一。
比如这枚“文帝行玺”，按制应该是用于封国盖章的。
就是在分封诸侯的时候，需要加盖这枚行玺，才有合法性和神圣性。
传国玉玺肯定是不会被带到地下的。
但是其他的六玺，就不一定代代相传了，有的时候也会带入地下。
不过虽然说李教授干了几十年考古，参与了非常多大墓的抢救性发掘。
但是这种皇帝六玺，还真是第一次见。
帝玺，自然只会出现在皇帝陵墓里。
而且皇帝六玺，只在秦汉到隋唐之间的王朝才会使用。
而帝陵又一向是禁止任何发掘的，除非有已经被盗墓贼破坏严重的帝陵，才会保护性抢救。
保护性发掘的帝陵，又基本上都被盗了个干干净净，根本找不到贵重的帝玺了。
比如几位晚唐皇帝的帝陵，就被盗掘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可惜基本没有出土什么贵重文物，帝陵内的情况非常寒酸。
所以，目前存世的皇帝六玺非常稀少。
而汉代的皇帝六玺，更是一件存世的都没有。
在传世和发掘所得的秦汉印中，目前所能见到的只有<封泥考略>中着录的“皇帝信玺”封泥，可为上引文献作印证。
这件“文帝行玺”虽然不是西汉正统皇帝的行玺，只是南越王僭越的产物。
但是迄今为止，它是今日唯一得见的汉代“帝玺”，这就已经弥足珍贵了。
僭越的帝玺，它也是帝玺！
汉皇玺印虽多，却早已失传，今不得见。
这枚南越国的文帝行玺，已经是唯一可见的西汉帝玺了！
不过拇指大小的金玺，李教授却爱不释手的不断把玩，嘴里的赞叹之语不绝于口。
李教授在这把玩这枚帝玺，陈翰与凌安他们，却在继续清理其他几块玺印。
第二组玺印在墓主人腹部，同样也是曾经用漆木盒装着的，只是现在漆木盒已朽，露出了里面的情况。
三枚玺印，其中两枚都刻有“泰子”二字，只是一枚是金印，一枚是玉印。
金印上是龟纽，玉印则是覆斗纽，都是西汉时期最常见的印纽风格。
而最后一枚玉印，则没有刻字，印面非常光滑。
这两枚“泰子”之印也很好理解。
墓主人在当太子的时候用的印章呗。
不过“泰子”印，也同样是稀世罕见的文物。
在传世的玺印中，并没有刻字“泰子”的玺印，可以说这两枚太子印，也是绝版玺印了。
这座南越王墓，至少在玺印届，可以说是一座宝藏之墓了，一下子就补全了华夏玺印届最重要的两枚玺印。
一枚皇帝之玺，一枚太子之印。
“不过...为什么会有两枚太子印啊？”凌安挠了挠头，有些不解。
一般来说，按照古代封建王朝严格的制度，这种代表身份的玺印，都是只会赐给一枚的。
比如诸侯王的王印，太子的太子印，乃至皇帝的六玺，都是只有一枚。
同一个皇帝，不可能有两枚皇帝行玺，同一位诸侯王，也不可能有两枚王玺。
怎么这位南越王，在做太子的时候，会有两枚太子印？
这不乱套了嘛！
见凌安疑惑不解，他的直系上司，广州考古所的傅所长翻了个白眼。
“这还不好解释吗？”
“我问你，这位墓主人是谁了？”
这问题难不倒凌安，他肯定的回答道：“南越文王赵胡！”
“那不就得了。”
傅所长摊了摊手：“看过史记吧？”
“赵胡虽然是南越国的第二任君主，但是南越国的开国之君赵佗，实在是太能活了，足足活了一百多岁，统治岭南六七十年！”
“继位的赵胡，是他的孙子，而不是儿子。”
“也就是说，赵胡的父亲，才是南越国的第一任太子。”
“只是他显然没有赵佗长寿，死在了赵佗前面，这才有了赵胡这位孙子辈的太子。”
“在秦汉时期，可没有太孙这种说法，只要被立为皇朝继承人了，那就是太子。”
“很显然，这两枚太子印中，应该有一枚是赵胡父亲的。”
“这位先太子，没熬过赵佗就去世了，于是将自己的太子印留给了儿子赵胡。”
“赵胡也一直保存着这枚来自父亲的印章，因为这也代表了他的嗣位正统性。”
“等到他去世后，第三任南越国君，便将这枚印章，同赵胡自己的太子印，一起陪葬于棺椁内了。”
“说起来，这老赵家也真有意思。”
“按照西汉制度，玉玺只有天子能用，其下诸侯王用金印，列侯用银，再下用铜、石、陶。”
“而且对印章大小，也有严格的规定，除了天子能用一寸以上的玺，诸侯王只能用边长2.4厘米的金印。”
“结果这赵胡，刻了皇帝之玺，大小也超过了3厘米，这是妥妥僭越了。”
“但是这玺的材料却是用金子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