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日本侵略者继续实施侵占中国计划，公然挑起&34;一·二八&34;事变，向驻守在上海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随后，数艘日本军舰驶至南京下关江面，一时间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危在旦夕。
为了应对日军兵临城下的危机，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汪精卫和宋子文等都极力主张迁都，以避免被日本逼迫签订城下之盟。经过反复斟酌，蒋介石决定将国民政府及中央迁移至洛阳办公，十三朝古都洛阳从此开启了一段昙花一现式的行都史。
由于国民政府在洛阳停留的时间仅仅10个月，因而这一段历史有很多人所不知。然而，这却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所作的重大决策之一，其形成背景、历史经过和重大影响不容小觑。
为了更好的帮助各位读者了解那段特殊年代，本文将在这里简要说明国民政府迁都洛阳的历史。
此时日军刚刚占领东三省，北平已在日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武汉则处于游弋在长江上的日舰炮火之中，且位于鄂豫皖和湘鄂西红军根据地包围圈。
西安则因为当时陇海铁路还未修到那里，陆路交通不便。
四川虽然比较适合退守，但却正处于军阀混战之中，国民政府的统治势力尚未奠定。
尽管时间仓促，但国民政府还是几经斟酌、权衡利弊，排除了北平、武汉、西安和重庆等地的可能，最后把目光投向了洛阳。
洛阳地处中原腹地深处，拥有十三朝古都的历史底蕴，自古就有&34;九州腹地&34;、&34;十省通衢&34;、&34;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34;之说。
洛阳离海岸线足有千里之遥，南靠嵩山有险可恃，北临黄河天然屏障，东有虎牢关易守难攻，西经函谷关直退陕甘，地势险要，攻守可据。
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再加上便利的交通条件，特别是经过吴佩孚、冯玉祥等人统治时期的大力开发，通有铁路、建有机场，非常适合作为战时国都和民族复兴基地。
对于政府迁洛一事，国民党高层虽有不同意见，但宋子文、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均极力主张。
宋子文认为：&34;国民政府移驻中国历史上名都洛阳办公，系逻辑上必然之步骤。在日本炮舰暴力威胁之下，任何政府必不能正当行使其职权。&34;
1932年1月30日，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和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联合签署了《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宣布&34;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威胁起见，已决定移驻洛阳办公&34;。
次日，汪精卫在河南开封联欢社讲演时，又详细阐述了国民政府暂移洛阳办公的原因。2月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为国民政府及中央迁移洛阳办公通电》。
于是，从1月30日起，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各机关即陆续迁往洛阳办公，中央大员中除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实业部长陈公博和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等留下善后以外，其余1000余人均在林森和汪精卫的率领下北上，到达洛阳处理各种政务，分驻于当时洛阳的西工及城关各处。
国民政府迁至洛阳后，曾召开过两次比较重要的会议。
1932年3月1日至6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西工中央党部召开，会议通过了《施政方针案》和《对于东北事件之决议案》，特别是通过了《关于军事委员会案》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并经汪精卫提议，由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也是&34;蒋委员长&34;一称的由来。
会议还通过了《确定行都和陪都地点案》，决定以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以洛阳为行都。
4月7日至12日，国民政府在洛阳召开了商讨应对国难专题会议，此次会议是中央政府成立后第一次出面召集各民主党派、各地区、各行业人士共商国是的会议。
会议不仅听取了汪精卫作的政府报告、讨论了当局提出的&34;御侮、救灾、绥靖各事宜&34;，而且还提出了不少有关政治改革及实业建设方面的方案。这对中国几年以后全民族抗战奠定一定基础。
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时期，正是蒋介石、汪精卫再度上台，形成蒋主军、汪主政，蒋汪重新合作的时期。
上海战事已开，国民政府一边做出迁都之举，并向民众表达抗击日寇之决心，一边与日军交涉，将希望寄托于进行停战谈判。
正是在这一时期，汪精卫公开提出了&34;一面抵抗、一面交涉&34;的对日方针，并逐渐走上了投靠日本的汉奸之路。而蒋介石一方面认为应该保卫国土，抵御日军进攻，因为倘若完全不抵抗，上海极有可能很快成为&34;第二个东北&34;；但是，如果继续开战，一旦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仅凭国民党守军的力量，也很难抗衡日本陆军正规部队。
此时蒋介石不希望中日从局部之战引发成为全面战争，所以他也认为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