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入侵中国东北的同时也对其他地方发动了侵略。
1月12日，日军在青岛登陆。
为了能够进攻中国最大最繁荣的城市，有着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1月18日下午，川岛芳子唆使2名日本日莲宗僧人与3名日本信徒到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的华界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总厂去生事。
日方5人在厂外观看厂内工人义勇军操练，并投掷石子挑衅，故意引发冲突。而之前川岛芳子早已经雇佣打手扮成工人模样混入人群，冲突中日方5人遭到不明人士攻击，事后日本总领事馆声称，日方有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然而警察并未成功逮捕犯人，因此日本指控攻击事件为中国人的工厂纠察队所为。由此制造了所谓的“日僧事件”。
这次事件的爆发让顾裕华更加担心日本会发动对上海的进攻，如果这样的话南京就不再安全。
因此，顾裕华几次想要去上海看看详细情况，可惜都被顾丰年和胡兴隆等人拒绝。
胡兴隆更是语重心长的劝道：“裕华，你先不要激动，你相信我。倘若日本真的对上海发动进攻，国府一定不会再视而不见的！这是我凭着我在行政院工作的保证。”
顾裕华这才安稳下来，只是他不知道胡兴隆和江云鹤以及顾丰年三人已经私下悄悄聊过上海的局势了。
“顾先生，江先生，我觉得南京国民政府好像对日本的战略意图做了错误的判断。”
“胡先生何出此言？”顾丰年脸色有些严峻起来。
“他们好像将日本掩护伪满洲国建立的“假战争”行为，误判为日军将要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同时还认为战火将迅速扩展至全国，中国重要各地亦随时均有重大危险发生，甚至还认为国家即将面临亡国的命运。”
“有鉴于这种严重判断，国府认为国家军阀割据内乱不已、军令政令不统一、财政拮据，无力与日本全面开战，所以竭力避免冲突，主张忍让。”
“那确实不妙啊。”三人交流过之后面色都凝重起来。
日僧事件之后，日本继续为1月20日凌晨2时许，数十名日侨青年同志会成员趁夜放火焚烧了三友实业社，又砍死一名、砍伤两名前来组织救火的工部局华人巡捕。
当天下午，田中隆吉煽动1200名日本侨民在文监师路（塘沽路）日本居留民团集会，并沿北四川路游行，前往该路北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日本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途中走到靠近虬江路时，开始骚乱，袭击华人商店。
面对日本的多次挑衅，国民政府仍然选择忍气吞声。
1932年1月23日，新任行政院长孙科在与汪精卫、蒋介石详商后，急电上海市长吴铁城“我方应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有采取和缓态度。应立即召集各界婉为解说，万不能发生冲突，致使沪市受暴力夺取。”
同日，军政部长何应钦亦致电吴铁城，重申“沪市为我经济中心，总以和平应付、避免冲突为是”。
23日何应钦还下令十九路军五日内从上海撤防到南翔以西重新布防。
面对日方越来越严重的压迫，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于23日发表了《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宣示“要以伟大牺牲精神来战胜一切”。
同日，十九路军发出关于作战部署的密令，要求“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备战。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十九路军做好了在淞沪地区抵御日军入侵的准备。
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也发表演讲，“……请我们全国同胞，所以日本这么一来侵略，如果不幸，我们十九路军众义士全部牺牲了，请我们全国同胞来联合一致，来抵抗这个暴日……”
这是面对外敌侵略，不屈的中国人发出的最强音！
大批身背斗笠的粤军奔赴淞沪会场，衣着单薄，视死如归，他们没打算活着度过这个冬天。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侵略者必将灭亡，不灭日寇誓不还！
这是中国抗日史上悲壮的一幕，英勇的粤军在国家面临危难之时，上演了可歌可泣的抵抗外敌侵略的反击。
一二八事变前四天，张静江邀请蔡廷锴到杜月笙家中，劝第19路军“撤退到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蔡廷锴猜测张是受“蒋介石所授意”。
得知国民政府的态度后，蒋光鼐和蔡廷锴等人感到沮丧，但是也表示会服从军令撤出上海。蒋光鼐也说：“遵照政府命令就是。”
1月27日下午，参谋总长朱培德、军政部长何应钦调宪兵第6团接替第十九路军在上海闸北地区的防务。该团27日晚8时从南京车站上车，28日正午抵达真如，其先头一个营下午到达上海北站，准备次日（29日）拂晓接替十九路军第78师第156旅第6团在闸北的防务。
1月27日同日，村井向中国上海